最近关于
真相和“被需要的真相”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可以有效遏制谣言，从而得出真相。这种想法未免有些过于简单，王绍光老师有一旧文或许可作参考。
王绍光老师著有《
祛魅与超越》一书，对许多西方自由、民主、
公民社会等近年很“红”的概念都有所解析和“祛魅”。老师以数据和严谨的逻辑说话，而对基于“常识”的判断和想当然的结论保持怀疑的态度值得学习。
下文转载自
王绍光的博客，原文地址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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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止于……？
——凯斯-桑斯坦《谣言》序
王绍光
互联网时代，谣言无时不在。在我下笔写这篇短序时，网上便充斥着诸如“废除粤语”、“泉州即将地震”、：“数百架战机飞越青岛”、“全国房屋空置数量达6,540万套”之类的谣言。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各国皆然。否则，奥巴马总统新任命的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原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也不会对谣言在美国大行其道的状况忧心忡忡，写下《谣言》一书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文中的“谣言”（rumor）一词与中文中的 “谣言”意思不尽相同。在西文中，“谣言”是指在人群中传播的未经证实的说法，它可能为假，但也未必不真，这是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词。[1] 中文比较丰富，相关的词有 “传言”、“流言”、“谣言”与“谗言”等，内涵各有差别。“传言”是中性词，它不一定没有根据。“流言”是没有根据的传言，朱熹称之为“浮浪不根之言”（《诗经集传》卷七），但它不一定是有意制造出来的。“谣言”不是一般的流言，而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流言，但不一定都是坏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与“迎闯王，不纳粮”便是经典的例子。“谗言”最严重，它特指毁谤、陷害他人的谣言。如此说来，“谣言”在西文中意义有点太过宽泛，而中文语境中的“谣言”往往指向后两种情况，是严格意义上的谣言。实际上，桑斯坦书中列举的例子也多属后两种情况。
谣言杀伤力很大，不管是对个人、群体、还是整个社会。《离骚》中一句“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謡诼谓余以善淫”记录了屈原对谣言的愤懑；李白那句“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表达了对谣言的惊恐。谣言曾是古代宫廷政治的利器。翻开《二十四史》，满纸都是 “谗枉”、“谗计”、“谗杀”、“谗害”、“谗陷”、“谗恶”、“谗诋”、“谗构”、“谗訾”、“谗毁”、“谗诟”、“谗嗾”、“谗诬”、“谗愬”、“谗诽”、“谗谄”、“谗戮”、“谗谋”、“谗谤”、“谗铄”，让人不寒而栗。谣言也曾是改朝换代的推动器。从陈胜、吴广起义到辛亥革命，哪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没有谣言的影子？
关于谣言，也有些近乎谣言的说法。比如“谣言止于智者”的说法十分流行。实际上，历朝历代、古今中外，在信谣、传谣方面，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所谓“智者”往往更甚于目不识丁的所谓“愚者”；在造谣方面，他们更是主角。又比如，有人断言只有在民智不开、公众的现代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普遍低下的条件下，谣言才会肆虐。实际上，现代以来，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谣言的数量以及它们传播的范围与速度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人说，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和社会开放，而他们心目中社会开放、信息公开的典范就是西方国家。如果真是这样，西方大量有关谣言的研究岂不是无的放矢（相反，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没有系统的研究）？桑斯坦这本书就表明，美国不仅不具有谣言的免疫力；相反，它是一个谣言充斥的国家，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与选举期间。他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提醒读者，谣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的思维只会妨碍对它的理解与化解。
这本书试图从三个方面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信谣、传谣（很可惜，这本书完全没有讨论为什么有人会故意造谣）。第一，在认知上，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尤其是在不确定性很强的时刻。无论社会有多么开放、信息有多么公开，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事实的真相。因此，所有人都可能相信那些听起来似乎合理的谣言，包括所谓“智者”。第二，在心理上，所有人都有情感，也包括所谓“智者”，他们会憧憬、困惑、愤怒、厌恶、仇恨、嫉妒、怀疑、恐惧、自信、自卑、无聊。同样，在不确定性很强的时刻，各类情感尤为强烈。这些感情因素会大大增加人们信谣与传谣的几率。第三，在立场上，所有人都有偏向，难以用不偏不倚的方式处理信息，尤其是所谓“智者”。面对相互冲突的信息时，偏见使人们更愿意相信与自己立场一致信息，哪怕它们是谣言；偏见也使人们更愿意质疑与自己立场相左的信息，哪怕它们是真相。
如果谣言不但与事实相关，而且与情感、偏见也相关，那么遏制谣言的方式就未必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了。有人以为，只要不藏着掖着，及时公布事实真相，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了。但桑斯坦告诉我们，这样做不一定有助于遏制谣言的传播，反倒可能强化对错误观点的坚持。还有人认为，只要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谣言的外衣就会很快被一层层剥掉，使它失去插上翅膀、蛊惑大众的基础。但桑斯坦引用大量研究证明，信息交换的结果很可能是强化已经存在的观念，对遏制谣言传播毫无帮助。
如果仅仅靠摆事实、讲道理未必有助于遏制谣言，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桑斯坦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法律途径，迫使谣言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些法律责任，用增加造谣、传谣代价的方式阻遏造谣、传谣。例如，纽约已通过立法来惩治散布有关银行金融状况谣言的行为。二是文化途径，人们逐步形成一种文化，了解互联网上大量的信息未必可靠，并对谣言保持警觉，不轻易相信互联网上流传的东西。不过，这两个替代方案也不是没有潜在的危险。法律途径可能产生“寒蝉效应”，伤害言论自由；文化途径可能妨碍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导致不信任文化。
由此看来，对令人厌恶的谣言，桑斯坦并没有提出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他只是告诉读者，面对各种不甚完美的方案，“选择权就在我们自己手中”。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2010年8月8日于香港吐露湾
Cass Sunstein, On Rumors: How Falsehoods Spread, Why We Believe Them, What Can Be Don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凯斯。桑斯坦《谣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
[1] 英文中还有一些词与“rumor”相近，但意义不同，如gossip, innuendo, urban legend and Idle chitch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