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very interesting short piece of video talking about why we don't work in the work place...hahaha, I love his explanations, and suggestions, the "No talk Thursday" one.
2010年11月25日星期四
2010年11月20日星期六
從文化保育反思香港的自由
本文寫於2009年。現在我對本文的某些觀點有所反省，但仍然認為文化保育是對於文化霸權的抗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前日整理東西看到此文，特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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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保育反思香港的自由
2003年，香港政府啟動中環第三期填海計劃。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中環天星碼頭。
2007年，香港政府清拆皇后碼頭。
2008年，香港政府拆除利東街。
2004年，香港政府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公開招標、諮詢。
2004年，公民教育委員會播放《心系家國》宣傳短片。
2007年，曾蔭權打著“我會做好呢份工”的競選口號連任香港特首。
2007年，我到香港讀書。人們都說，香港是個自由港，可以在這裡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不必屈服於任何權威。 2009年，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眼中的香港，既有她的可愛，也有她的可悲；我所看到的大多數香港人，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相比中國大陸，在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得到了更多保障，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然而，表達我們思想的權利，只有在我們能夠有自己的思想時才有意義。只有內在的心理狀況能使我們確立自己的個性時，擺脫外在權威，獲得自由才是永久的。
早在殖民時期，香港就被灌輸了一種殖民思維。 1997年以前，香港一直是作為英殖民地，被港英政府統治。殖民統治思維的特點之一是，不注重本土歷史和文化。殖民者無心培養本土文化根底，覺得香港的城市個性和市民的歸屬感無關緊要。因為殖民者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們的家。一種開發為重的發展思維是理所當然的，開發可以豐富自己的資源，而開發所犧牲的一些其他價值，比如歷史感情和文化認同，殖民者不會在意。
埃里希弗羅姆的《逃避自由》一書指出，“我們時代的個人日益加強的孤立感和無能為力感，產生兩種逃避方式，一種是權威主義性格的逃避機制，另一種是強制趨同機制，其中孤立的個人變成機器人（automation），失去自我，但同時又在主觀意識上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殖民統治時期，殖民政府當然不會樹立一個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讓人們把它當作神一樣去崇拜，也不可能宣講愛國主義，塑造國家權威，所以“權威主義的逃避機制”行不通。於是就有了另一條路——“強制趨同機制”。港英政府在位時，留下了很多發展計劃，其中很多是在“拆舊建新”，比如“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中環越來越高樓林立，金融大樓富麗堂皇，維港的海面越來越窄，大會堂的建築群逐漸被清拆。強行為香港灌輸了殖民者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念。
2007年，香港已經脫離殖民十年了，政府是由香港人構成的政府，但是政府的運作思維，卻延續了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思維。
2007年曾蔭權喊著“做好呢份工”的口號，連任特區行政長官的時候，我在想，如果是在美國，一個叫囂著“I’ll get the job done”的傢伙，能夠當選總統嗎？
當然，香港沒有普選，不是民主選舉，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裡的人是從人民中來的，曾蔭權的口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種被“中環價值”壟斷的商業思維。
在香港，被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環高樓大廈的絢麗，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上看煙花綻放的燦爛，一間間時尚精美的大型購物商場和地下繁忙準確四通八達的交通系統。可又有誰看見元朗貧困潦倒的待業工人，天水圍領著綜援養著孩子的新移民，以及高居世界前十的貧富差距？表面的富麗堂皇掩蓋了社會的病態和不均衡，很多人依然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而不假思索的去接受去堅持。
香港的社會意識形態，即商業思維和消費文化的壟斷與統治，促成了這種人與人的趨同趨勢，人的價值體現在於“做好呢份工”而已。這種思維模式單一的趨同趨勢形成的原因，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到，主要是感覺、思想、願望都缺乏真正的自我，缺乏“原創性”，導致個性的喪失，於是只有嚴格服從社會的期望，才能確信自我存在，才能獲取某些安全感。
而香港的這種個性喪失，是從97以前就留下來的。 97之後的香港政府，並沒有做好一個“脫離殖民”的政府，相反，成了一個“後殖民政府”，而香港社會也相應的步入了“後殖民時代”。
因此，就有了近年香港政府拆天星，拆皇后，拆灣仔舊街，拆九龍屋村。在殖民者離去，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後，依然保留了一種“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依然保留了以前的開發發展價值觀，這不能單單怪香港政府，是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出了問題，即使香港有了民選的政府，也可以預計，做不到“培育本土文化，保育本土歷史”。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依然是“做好呢份工”而已。大多數香港人對市政漠不關心，只有拆到自己頭上才知道發聲，皇后碼頭拆遷諮詢時意見寥寥，到了終要拆除時才有人站出來抗議。由於思想與願望的“自發性（spontaneity）” 缺失，或許香港人並不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在香港，很多年輕人都是去英國美國留學，然後到香港好好工作賺錢，老的時候又去英美安度晚年，他們或許並不認為自己是屬於這地方的。 97的時候，很多人想移民。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對這個城市缺乏足夠的認同感，沒有認同感，就不會去搞本土的文化建設。因為文化是一個長期的，利他的事情。沒有本土文化的培育，新一代也不會有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步入一個惡性循環。 “歷史記憶是市民身份認同的護照，是一個群體有別於他人的感情印記。而文化保存是一個城市的命脈，與經濟發展也可以並行不悖。”而此時此刻，香港政府卻堅持拆除這個城市的老建築，拆除這個城市的集體回憶。二十年後，香港人所要的香港，難道是一個賺一筆就走的香港？
在共產黨剛剛掌權進駐北京的時候，北京城的城市規劃也是一個“文化缺席”的規劃。拆古城牆，拆四合院，拆舊胡同，拆掉的是老祖宗的骨架，拆掉了一個城市與眾不同的個性。當時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梁思成先生抱著古城牆的石磚哭道：你們今天拆的是真古董，遲早有一天你們會後悔的；等你們後悔了，你們就又蓋上假古董。五十年後，北京城重新大力修復古城牆，保護舊胡同和四合院。這些假古董在周圍形態奇異的大廈中顯得格外刺眼。
北京的痛苦在於她還在威權體制裡面，怎麼拯救都很困難。香港卻剛好在一個要決定自己前途的關鍵時刻。
脫離殖民，不是說要完全去英國化，不是說英國人留下來的東西都要放棄，英國人在香港也做了很多好事，去英國化是沒有必要的。文化是互相包容，互相學習的。中國文化和英國文化都有自己很多的優勢，香港特有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完全可以擔當結合傳統與現代，融匯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傳承任務。
經濟的發展需要興建工程，好大喜功的政治人物也傾向於興建“形象工程”，興建更多更華麗的高樓大廈來作為他們看得見的政績。新的高樓不是不可以建，開發發展不是不可以追求，經濟與文化也不是不可以並行不悖。但可怕的是，高樓大廈閃耀的玻璃成了唯一的美學標準，開發發展填海建樓成了唯一的意識形態，而商業綁架了文化，所謂“文藝搭臺，經濟唱戲”，讓香港這個城市變得輕飄飄的，沒有厚重的歷史，沒有深層的文化。當香港人自己都妄自菲薄香港是個“文化沙漠”的時候，香港的本土文化談何培育？香港的本土歷史談何傳承？
2004年，香港政府力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兩百五十億港幣的工程投資，四十公頃土地的投入使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罕見的，文化界也因此也殷殷期盼而同時又憂心忡忡。盼的是，政府終於開始打造香港的文藝事業；憂的是，商業目的是否會凌駕於文化內涵之上，是否偏重國際觀光而忽視了本土文化的栽培。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中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聽。這些博物館、表演聽是為誰而建？與中國的博物館、英國的表演聽有何不同？這些規劃是否能照顧各個階層市民的文化需求？是否能增加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是否能增加這個城市的文化魅力？
西方先哲說You are what you read，文化不僅是身份認同，還是社會教育。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立，不僅僅是經濟投資，不僅僅是觀光事業，也不僅僅是文化產業，她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起著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西九龍的規劃者，規劃的是香港的下一代。他們所思慮的是，二十年後，香港想要怎樣的香港人？是隨時拿著護照準備奔向他鄉的香港人，還是認定這塊土地，拿著“香港文化”面對世界的香港人？
然而，此時的香港政府，卻依然延續著殖民政府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手段，驅趕著香港高速發展，沒有脫離殖民的反思，沒有價值觀的更新，沒有對基層和弱勢的照顧，沒有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沒有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沒有對年輕一代長遠的人文教育。與此同時，政府民政事務局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員會，用一集一集的《心系家國》配著國歌讓全港學生接受一種愛國愛家的公民教育。在“起來，起來，起來”的歌聲中，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簡化為政治正確的強調。政府拆掉了這代人年幼時買糖果的一條老街，砍掉了孩童時期時常攀爬的一棵老樹，拆掉了上學時每天等船的碼頭，卻又同時大力宣傳讓他們愛國愛港。他們從哪裡去知道為什麼愛，怎麼愛？
脫離這種殖民思維，尋找一個香港人自己想要的香港。香港要開始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愛惜自己。香港需要的是市民對這個城市的認同，這種認同，從擁抱自己的歷史與文化開始。要港人愛家愛國，不是從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不是填鴨式的國民教育，而是要保留他生長的老街坊，保留他特有的老建築，保留他的每一棵參天老樹。到那時，不用放國歌，不用喊口號，市民自然會“心系家國”。
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單一權威下，香港人是否已經失去自我了？從殖民時代開始，香港社會吸收了殖民者的思維和意識形態，香港人的追求、理想是否只是一種社會對他的期望？他是否感己所感，想己所想，欲己所欲？在香港，我們或許不用受外在權威的禁錮，但無意識的，我們卻趨同於匿名權威，趨同於單一的意識形態，拿不是自己的自我當自我，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在香港，缺乏自發性的理想追求，沒有對個人的獨一無二性的肯定，缺乏積極的自由的香港，真的是自由港嗎？
香港人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香港將何去何從？或許是香港要做出決定自己前途的選擇的時候了。
參考書目：
Escape from Freedom, Erich Fromm.
《思索香港》，龍應台。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龍應台。
《新不如舊》，陳雲。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中環天星碼頭。
2007年，香港政府清拆皇后碼頭。
2008年，香港政府拆除利東街。
2004年，香港政府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公開招標、諮詢。
2004年，公民教育委員會播放《心系家國》宣傳短片。
2007年，曾蔭權打著“我會做好呢份工”的競選口號連任香港特首。
2007年，我到香港讀書。人們都說，香港是個自由港，可以在這裡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不必屈服於任何權威。 2009年，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眼中的香港，既有她的可愛，也有她的可悲；我所看到的大多數香港人，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相比中國大陸，在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得到了更多保障，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然而，表達我們思想的權利，只有在我們能夠有自己的思想時才有意義。只有內在的心理狀況能使我們確立自己的個性時，擺脫外在權威，獲得自由才是永久的。
早在殖民時期，香港就被灌輸了一種殖民思維。 1997年以前，香港一直是作為英殖民地，被港英政府統治。殖民統治思維的特點之一是，不注重本土歷史和文化。殖民者無心培養本土文化根底，覺得香港的城市個性和市民的歸屬感無關緊要。因為殖民者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們的家。一種開發為重的發展思維是理所當然的，開發可以豐富自己的資源，而開發所犧牲的一些其他價值，比如歷史感情和文化認同，殖民者不會在意。
埃里希弗羅姆的《逃避自由》一書指出，“我們時代的個人日益加強的孤立感和無能為力感，產生兩種逃避方式，一種是權威主義性格的逃避機制，另一種是強制趨同機制，其中孤立的個人變成機器人（automation），失去自我，但同時又在主觀意識上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殖民統治時期，殖民政府當然不會樹立一個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讓人們把它當作神一樣去崇拜，也不可能宣講愛國主義，塑造國家權威，所以“權威主義的逃避機制”行不通。於是就有了另一條路——“強制趨同機制”。港英政府在位時，留下了很多發展計劃，其中很多是在“拆舊建新”，比如“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中環越來越高樓林立，金融大樓富麗堂皇，維港的海面越來越窄，大會堂的建築群逐漸被清拆。強行為香港灌輸了殖民者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念。
2007年，香港已經脫離殖民十年了，政府是由香港人構成的政府，但是政府的運作思維，卻延續了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思維。
2007年曾蔭權喊著“做好呢份工”的口號，連任特區行政長官的時候，我在想，如果是在美國，一個叫囂著“I’ll get the job done”的傢伙，能夠當選總統嗎？
當然，香港沒有普選，不是民主選舉，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裡的人是從人民中來的，曾蔭權的口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種被“中環價值”壟斷的商業思維。
在香港，被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環高樓大廈的絢麗，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上看煙花綻放的燦爛，一間間時尚精美的大型購物商場和地下繁忙準確四通八達的交通系統。可又有誰看見元朗貧困潦倒的待業工人，天水圍領著綜援養著孩子的新移民，以及高居世界前十的貧富差距？表面的富麗堂皇掩蓋了社會的病態和不均衡，很多人依然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而不假思索的去接受去堅持。
香港的社會意識形態，即商業思維和消費文化的壟斷與統治，促成了這種人與人的趨同趨勢，人的價值體現在於“做好呢份工”而已。這種思維模式單一的趨同趨勢形成的原因，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到，主要是感覺、思想、願望都缺乏真正的自我，缺乏“原創性”，導致個性的喪失，於是只有嚴格服從社會的期望，才能確信自我存在，才能獲取某些安全感。
而香港的這種個性喪失，是從97以前就留下來的。 97之後的香港政府，並沒有做好一個“脫離殖民”的政府，相反，成了一個“後殖民政府”，而香港社會也相應的步入了“後殖民時代”。
因此，就有了近年香港政府拆天星，拆皇后，拆灣仔舊街，拆九龍屋村。在殖民者離去，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後，依然保留了一種“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依然保留了以前的開發發展價值觀，這不能單單怪香港政府，是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出了問題，即使香港有了民選的政府，也可以預計，做不到“培育本土文化，保育本土歷史”。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依然是“做好呢份工”而已。大多數香港人對市政漠不關心，只有拆到自己頭上才知道發聲，皇后碼頭拆遷諮詢時意見寥寥，到了終要拆除時才有人站出來抗議。由於思想與願望的“自發性（spontaneity）” 缺失，或許香港人並不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在香港，很多年輕人都是去英國美國留學，然後到香港好好工作賺錢，老的時候又去英美安度晚年，他們或許並不認為自己是屬於這地方的。 97的時候，很多人想移民。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對這個城市缺乏足夠的認同感，沒有認同感，就不會去搞本土的文化建設。因為文化是一個長期的，利他的事情。沒有本土文化的培育，新一代也不會有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步入一個惡性循環。 “歷史記憶是市民身份認同的護照，是一個群體有別於他人的感情印記。而文化保存是一個城市的命脈，與經濟發展也可以並行不悖。”而此時此刻，香港政府卻堅持拆除這個城市的老建築，拆除這個城市的集體回憶。二十年後，香港人所要的香港，難道是一個賺一筆就走的香港？
在共產黨剛剛掌權進駐北京的時候，北京城的城市規劃也是一個“文化缺席”的規劃。拆古城牆，拆四合院，拆舊胡同，拆掉的是老祖宗的骨架，拆掉了一個城市與眾不同的個性。當時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梁思成先生抱著古城牆的石磚哭道：你們今天拆的是真古董，遲早有一天你們會後悔的；等你們後悔了，你們就又蓋上假古董。五十年後，北京城重新大力修復古城牆，保護舊胡同和四合院。這些假古董在周圍形態奇異的大廈中顯得格外刺眼。
北京的痛苦在於她還在威權體制裡面，怎麼拯救都很困難。香港卻剛好在一個要決定自己前途的關鍵時刻。
脫離殖民，不是說要完全去英國化，不是說英國人留下來的東西都要放棄，英國人在香港也做了很多好事，去英國化是沒有必要的。文化是互相包容，互相學習的。中國文化和英國文化都有自己很多的優勢，香港特有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完全可以擔當結合傳統與現代，融匯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傳承任務。
經濟的發展需要興建工程，好大喜功的政治人物也傾向於興建“形象工程”，興建更多更華麗的高樓大廈來作為他們看得見的政績。新的高樓不是不可以建，開發發展不是不可以追求，經濟與文化也不是不可以並行不悖。但可怕的是，高樓大廈閃耀的玻璃成了唯一的美學標準，開發發展填海建樓成了唯一的意識形態，而商業綁架了文化，所謂“文藝搭臺，經濟唱戲”，讓香港這個城市變得輕飄飄的，沒有厚重的歷史，沒有深層的文化。當香港人自己都妄自菲薄香港是個“文化沙漠”的時候，香港的本土文化談何培育？香港的本土歷史談何傳承？
2004年，香港政府力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兩百五十億港幣的工程投資，四十公頃土地的投入使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罕見的，文化界也因此也殷殷期盼而同時又憂心忡忡。盼的是，政府終於開始打造香港的文藝事業；憂的是，商業目的是否會凌駕於文化內涵之上，是否偏重國際觀光而忽視了本土文化的栽培。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中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聽。這些博物館、表演聽是為誰而建？與中國的博物館、英國的表演聽有何不同？這些規劃是否能照顧各個階層市民的文化需求？是否能增加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是否能增加這個城市的文化魅力？
西方先哲說You are what you read，文化不僅是身份認同，還是社會教育。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立，不僅僅是經濟投資，不僅僅是觀光事業，也不僅僅是文化產業，她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起著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西九龍的規劃者，規劃的是香港的下一代。他們所思慮的是，二十年後，香港想要怎樣的香港人？是隨時拿著護照準備奔向他鄉的香港人，還是認定這塊土地，拿著“香港文化”面對世界的香港人？
然而，此時的香港政府，卻依然延續著殖民政府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手段，驅趕著香港高速發展，沒有脫離殖民的反思，沒有價值觀的更新，沒有對基層和弱勢的照顧，沒有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沒有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沒有對年輕一代長遠的人文教育。與此同時，政府民政事務局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員會，用一集一集的《心系家國》配著國歌讓全港學生接受一種愛國愛家的公民教育。在“起來，起來，起來”的歌聲中，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簡化為政治正確的強調。政府拆掉了這代人年幼時買糖果的一條老街，砍掉了孩童時期時常攀爬的一棵老樹，拆掉了上學時每天等船的碼頭，卻又同時大力宣傳讓他們愛國愛港。他們從哪裡去知道為什麼愛，怎麼愛？
脫離這種殖民思維，尋找一個香港人自己想要的香港。香港要開始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愛惜自己。香港需要的是市民對這個城市的認同，這種認同，從擁抱自己的歷史與文化開始。要港人愛家愛國，不是從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不是填鴨式的國民教育，而是要保留他生長的老街坊，保留他特有的老建築，保留他的每一棵參天老樹。到那時，不用放國歌，不用喊口號，市民自然會“心系家國”。
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單一權威下，香港人是否已經失去自我了？從殖民時代開始，香港社會吸收了殖民者的思維和意識形態，香港人的追求、理想是否只是一種社會對他的期望？他是否感己所感，想己所想，欲己所欲？在香港，我們或許不用受外在權威的禁錮，但無意識的，我們卻趨同於匿名權威，趨同於單一的意識形態，拿不是自己的自我當自我，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在香港，缺乏自發性的理想追求，沒有對個人的獨一無二性的肯定，缺乏積極的自由的香港，真的是自由港嗎？
香港人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香港將何去何從？或許是香港要做出決定自己前途的選擇的時候了。
參考書目：
Escape from Freedom, Erich Fromm.
《思索香港》，龍應台。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龍應台。
《新不如舊》，陳雲。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据说饭否要回来了
有消息传饭否将重新上线。推特上一拨人激动不已。
饭否曾经作为国内第一的微博，在界面美观，审核，网站定位等方面，都好过现在那些门户微博太多。
在2009年7月7日，因大量用户讨论新jiang7.5事件（以及之前一系列的不和谐），饭否终于“被下线”。当时正是饭否的成长期，用户圈子基本建立，该暗恋的暗恋，该勾搭的勾搭，却一夜之间断了联系。刚下线的一两个月，还有不少用户每天都尝试点击收藏夹里的饭否，希望有奇迹发生。
最终饭否让用户下载其发言记录，意味着短期内恢复无望，事情才告一段落。但仍有不死心的用户在推特上“月经”饭否。
事到如今，大家都默默地等待了太久。
饭否要回来了。
这种感觉好像是要重见初恋，居然有点紧张，有很多顾虑，有点不想她回来，又想偷偷见上一面。怕她变了，变得令人讨厌，破坏了美好的回忆。
饭否如果回来了，怕不怕用户已经流失？虽然饭否的用户忠诚度我是前所未见，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转战各个门户微博已久，恐怕在其他微博已有自己的圈子，难以舍弃。如果只是推特上的用户想在气质最接近推特的饭否上建立一个国内的窝，饭否将会成为一个小众的微博，实在难以和其他门户微博抗衡。
即使用户回归，饭否东山再起。王兴团队第二次上线饭否，势必是要与“有关部门”做出妥协。审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执行严厉的审查，必会导致部分用户的反弹，今天又多么怀念她，明天就有多么憎恨她；如果不配合审查，势必再次关站。饭否团队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取舍，我想不出答案。
从心理学上讲，人总是会美化自己的记忆。饭否即使重新上线，我们也不太可能找回记忆中的那种快乐。一个完美的饭否是回不来的，只因岁月不再。如果让饭否尘封在网民的记忆中，不好吗？这已经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的一个传奇。救活她的，必是将会杀死它的那些人，正是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怎样，相信今晚有很多的饭否遗民，和我一样，一条一条地读着自己的饭否备份，兴奋地活在回忆中。忘了这夜，凉如水。
2010年11月9日星期二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本文从政府和非政府角度简单分析了当前中国的政治左右派现状，回应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文章在主张左右派应有一个“共同的底线”的观点并不新鲜，但是在讨论中却十分重要。现阶段左右派的争论（互联网上），缺乏一个共识基础。导致左派尤其是毛左与民族主义者形成统一战线，而自由主义者又生搬西方放任自由主义理论。
从本文观点出发，一个保障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宪政，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另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刘先生的获奖对左派右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以下转载自：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1108239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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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 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 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 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 ：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 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 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 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 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宜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 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 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易中“栽了跟头”， 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 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 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 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 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 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 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 “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 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 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 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 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 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 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 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 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 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 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 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 “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统治，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 ，国 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 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 “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 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 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象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 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 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 “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来源:大军观察
文章在主张左右派应有一个“共同的底线”的观点并不新鲜，但是在讨论中却十分重要。现阶段左右派的争论（互联网上），缺乏一个共识基础。导致左派尤其是毛左与民族主义者形成统一战线，而自由主义者又生搬西方放任自由主义理论。
从本文观点出发，一个保障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宪政，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另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刘先生的获奖对左派右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以下转载自：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1108239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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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 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 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 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 ：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 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 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 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 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宜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 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 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易中“栽了跟头”， 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 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 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 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 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 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 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 “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 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 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 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 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 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 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 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 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 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 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 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 “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统治，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 ，国 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 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 “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 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 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象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 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 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 “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来源:大军观察
2010年11月7日星期日
流氓的背后是敏感词
作者：virushuo 发表于 2010-11-07 12:11 最后更新于 2010-11-07 12:11
版权声明：可以任意转载，转载时请务必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blog.devep.net/virushuo/2010/11/07/why_china_internet_gangster.html
综上，整个市场在各方推动下，最终成为一个高垄断，缺乏法律制约，缺乏创新，资本非常集中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如果想获胜，只能采用非正常手段，而防守方为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也只能依靠流氓手段。这就是现状。
360目前被骂做流氓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年3721开创了流氓软件，另外一个是现在的竞争。
在目前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谨慎的说，没有证据表明360有流氓行为。有人怀疑360也会造成跨省追捕等等，不过事实上这种案例也没有被发现。做为软件的特质来说，因为360没有用户之间的交流功能，360手里掌握的用户信息确实比QQ少的多，也就没法截获证据，至于监控计算机中全部文件，那需要占用很大的资源，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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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QQ和360大战，战火颇有蔓延之势，IT/互联网行业口水战一直不少，很多网站也是靠着口水战产生的公关和市场费用生存的。但像这次，让行业之外的普通人也感觉到，并且因此利益受损的事件并不多，上次涉及如此之广的，大概还是魔兽世界争夺战吧。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几个软件会打的如此激烈，很多人分析，比如QQ侵占了360的地盘之类，不错，这确实是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流氓们的身后是什么，是否有人想过？
一 流氓的背后是垄断，垄断的背后是...
1 法律无保障，程序无正义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3721当年耍流氓，但事实上是cnnic以所谓的官方身份，通过试图颁发政府规范的方法争夺3721市场。对于被压制一方的创业者，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技术上的手段先予以反抗，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流氓软件。当年这是一件大事，某种意义上，也是少见的民斗官并获得胜利案例。最近周鸿祎在公开信中说到"被冤枉的愤怒让我几乎要冲过去决斗"，大概就是如此。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过来，就是说，我好好的创业，用户也喜欢（这并夸张，当年最早的一批用户是主动安装3721的，在没有搜索引擎的年代，去一个网站是有困难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搜索一下XXX，第一结果就是"，当年只能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让对方抄下来，回家输入进去。在地址栏输入中文，确实方便了一些用户。如果没有后半段的流氓软件大战，这是创新），但突然冒出来一个政府的三产，要抢我的生意...
没错，这是发生在用户计算机上的私斗，也确实置用户利益于不顾。很多人在呼喊："用户在哪里？"，实际上，更应该呼喊的是"法律在哪里"？如果有法律保护，并通过正当程序解决这些纠纷，就会极大缓和这种私斗的行为。
2 官方组织无权威
正常行业都有行业工会来协调一些纠纷，做为法律之外的补充。互联网行业的互联网协会完全发挥不了这作用，他们没有能力协调纠纷。甚至会有倾向的支持某方，加入混战。而上级主管部门主要主管的是如何删除言论，引导舆论，在魔兽世界的争斗中甚至到了如何获取自己的利益。他们热衷于设置各种门槛，发各种许可证，他们还...
至于怎么让行业健康发展，他们不关心。
3 垄断已经形成
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在这个时间内一部分企业(或许是远见，或许是运气)正好站在了正确的地位，顺利获得了垄断地位。之后又缺乏足够的创新，只能复制，因此中国互联网同质化严重。这个问题并非存在在腾讯身上，一线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有这问题，当年博客兴起，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做了一个，现在微博兴起，他们又都做了一个。
垄断造成了各公司习惯利用自己的地位或话语权直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还是一个适合用丛林法则来解决问题的环境。
4 互联网管制
互联网管制方更信任巨头，因为这些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所谓"更知趣"，也能给他们更大利益。管制者没有扶植小创业公司的兴趣和义务。这样的管制进一步压制创新，导致垄断更加严重。比如饭否本来可以撕开竞争的口子，但因为管制全军覆灭，同样的产品在巨头手里可以活下来并成为支柱产品，就是现在的新浪微博，以致于腾讯在这场战争中都需要到新浪开一个微博，并要求新浪给予实名认证。为什么新浪获胜？很简单，因为他们对内容审查最有心得，最有经验，做的最好。
综上，整个市场在各方推动下，最终成为一个高垄断，缺乏法律制约，缺乏创新，资本非常集中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如果想获胜，只能采用非正常手段，而防守方为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也只能依靠流氓手段。这就是现状。
另外提醒一下，目前的战争和03年的3721 vs cnnic有几分相似。万网之类的当年还算巨人的公司，也发出过"请不要忘记用户利益"之类的呼声。历史总是重合的。
二 他们做过的坏事
腾讯被骂做流氓，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为复制，二为协助跨省追捕
1 复制和抄袭
复制和抄袭这个流氓行为是可以提上台面的，可以被媒体公开报道，喊打声最多。某种程度上，腾讯确实压制了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他们抄袭复制如此强烈，几年前还是抄国外产品，抄大公司，对方尚有抗衡能力，也影响不大，现在大公司同质化越来越严重，都缺乏创新，于是腾讯掉头回来抄小公司，小公司是没能力抵抗的，损失惨重。这最终对整个互联网环境造成影响。现在，美国互联网始终处于活跃期，几乎每年都有热点出现，中国互联网在政府管制下，本来就有很多领域无法涉及，再加上腾讯不停复制，惨不忍睹，中国互联网没有创新。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公司经营主要是对股东负责，而不是对用户负责，这种做法也就非常正常了。只要被腾讯评估为可以带来利润增长业务，又没有法律限制他做这项业务，做为一家公司就应该去做（对于股东来说，甚至应该叫做有义务去做）。事实上中国不抄袭的互联网公司也不多，新浪搜狐网易金山百度都在抄袭，只不过缺乏腾讯利用IM造成的垄断地位，抄起来并没有腾讯那么成功罢了。目前的微博热潮完全说明这个问题，他们不仅抄袭，而且要抄袭到功能和界面都一样。
在复制这一点上，如果说腾讯是流氓，那中国互联网可以说全都是流氓。只不过有人耍流氓成功，有人耍流氓而不成。
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法律不健全和缺乏行业引导造成了部分公司垄断，另外一方面是缺乏对版权，创新，创意的保护，以至于最先创造出创新的公司无法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美国，如果一家小公司的创意非常成功，大公司会采用收购策略，而不是直接复制一个，复制会遭到法律严惩，在中国，与其收购，不如复制。
这样我们看到了，腾讯流氓的背后原因还是法律问题。
2 跨省追捕是个敏感区
腾讯导致跨省追捕这个问题是敏感区，不会被媒体大幅报道，只有特定人群骂的最狠。在媒体上的体现只有一些记者巧妙的通过"当办案民警监控他的QQ时"之类的句子模糊陈述。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除了正常协助警方破案，通过这个聊天工具造成的跨省追捕案件很多，某些案件中甚至会有"打印的QQ聊天记录"这样的证据出现（同学们，要仔细阅读公开的判决书哦）
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但凭此说腾讯流氓，理由也不充足。原因同样如前所述，一个公司首先要保证股东利益，如果冒着带来利润损失甚至停业的危险来维护用户利益，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因此导致停业，也会影响正常用户的利益）。我相信这家公司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被迫配合这种事情。但，除了配合，又有什么其他办法？
另外，我也相信，有太多公司试图配合这种事情，甚至愿意充当这种工具，只不过他们没能力做到。微点案中，金山和江民的伪证，也是同类事情，对于违法的事情他们都会去配合，对于仅仅配合提供一些数据，相信更不会有公司拒绝吧。
360目前被骂做流氓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年3721开创了流氓软件，另外一个是现在的竞争。
1 先说当年3721的事。
前面提到过，当年流氓软件的出现是和cnnic竞争的结果，cnnic以官方垄断资源，试图通过制定国家标准和规范的方式，令自己成为一个唯一合法的通用网址组织。3721做为一家民营创业公司，在官方压制之下，出此下策是无奈的。所谓的流氓软件就是不能正常卸载，或者干扰竞争对手的运行，收集用户信息等等。在那个时代，中国互联网公司少有例外，在我印象中，没干过的应该只有网易，金山，阿里，盛大这四家。这又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四家中3家依靠网游盈利，网游本身有巨大的粘性，也带来巨大的利润，并不需要那么迫切的占领桌面入口（或者也可以说是天然就占领了桌面）。可见当时中国互联网竞争之惨烈，如果你不做流氓软件，又没有足够的粘性，那么就意味这被对手侵占市场份额，甚至消灭。
3721过去的流氓行为被人们继续套在现在的360身上。当年周创造360时，号称是要终结流氓软件时代，这句话是06年说出来的，当时很多人是不信的，现在看来，这件事周鸿祎确实做到了，过去无数的工具条，下载站捆绑安装，无法卸载等都几乎绝迹。一些人对360嗤之以鼻，但去看看普通用户，360确实帮他们带来了好处，让他们的计算机更好用。这是事实，这也是360装机量能在几年之内达到如此巨大数量的原因。
在目前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谨慎的说，没有证据表明360有流氓行为。有人怀疑360也会造成跨省追捕等等，不过事实上这种案例也没有被发现。做为软件的特质来说，因为360没有用户之间的交流功能，360手里掌握的用户信息确实比QQ少的多，也就没法截获证据，至于监控计算机中全部文件，那需要占用很大的资源，并不现实。
3721虽然很流氓，但有一点，周鸿祎做到了，他没有弹过广告框，哪怕是后期利润紧缩的时候也没这么干过，而其他家的插件工具条都干过这事，搜狗输入法曾经号称绝不弹出，但在奥运会期间弹出过新闻，最近据说又在弹出"微门户"（这是在学习QQ的弹出新闻吧，但QQ弹出用户是喜欢的，输入法弹出新闻确实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可以认为周鸿祎是有底线的，也可以认为他是聪明，有远见的。
到目前为止，360一些事情都做的很巧妙，确实把决定权给了用户（虽然他们引导用户去做他们希望用户做的事情），也确实没有捆绑安装，不能卸载等等流氓软件行径。但很多人仍然怀疑360在未来的某一天会突然做坏事。这种怀疑是很好的，但不应该只怀疑这一家软件公司，而应该怀疑所有的公司，所有的产品，甚至应该怀疑...
2 再说竞争问题
在我看来，周鸿祎如战神转世，他创业的10年就是战斗的10年，一场仗接一场仗的打，无论是cnnic这种官办三产还是瑞星这种有能力制造冤案的企业，都打了过来，并且胜利了。
前文说过法律缺失的问题，在一个没有法律保证的市场上，撕开垄断只能靠暴力。垄断是一种暴力，反垄断只能更暴力。事实上就算通过法律解决，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暴力。暴力的姿势总不会太好看。
360对金山这场仗，被很多金山的人称作流氓，事实上金山在微点案中的不光彩表现，金山网盾捆绑傲游安装，毒霸的虚假宣传，金山MSN防护盾对用户的骚扰...哪个都很流氓。金山没资格骂360流氓。这和前面说腾讯的情况一样，很多公司不是不流氓，是连流氓的资格也没有。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所谓的流氓背后是什么，导致流氓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问题都很相似，这些问题甚至都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可惜这句话里面全是敏感词。
流氓的背后，是敏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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