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2009年。現在我對本文的某些觀點有所反省，但仍然認為文化保育是對於文化霸權的抗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前日整理東西看到此文，特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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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保育反思香港的自由
2003年，香港政府啟動中環第三期填海計劃。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中環天星碼頭。
2007年，香港政府清拆皇后碼頭。
2008年，香港政府拆除利東街。
2004年，香港政府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公開招標、諮詢。
2004年，公民教育委員會播放《心系家國》宣傳短片。
2007年，曾蔭權打著“我會做好呢份工”的競選口號連任香港特首。
2007年，我到香港讀書。人們都說，香港是個自由港，可以在這裡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不必屈服於任何權威。 2009年，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眼中的香港，既有她的可愛，也有她的可悲；我所看到的大多數香港人，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相比中國大陸，在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得到了更多保障，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然而，表達我們思想的權利，只有在我們能夠有自己的思想時才有意義。只有內在的心理狀況能使我們確立自己的個性時，擺脫外在權威，獲得自由才是永久的。
早在殖民時期，香港就被灌輸了一種殖民思維。 1997年以前，香港一直是作為英殖民地，被港英政府統治。殖民統治思維的特點之一是，不注重本土歷史和文化。殖民者無心培養本土文化根底，覺得香港的城市個性和市民的歸屬感無關緊要。因為殖民者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們的家。一種開發為重的發展思維是理所當然的，開發可以豐富自己的資源，而開發所犧牲的一些其他價值，比如歷史感情和文化認同，殖民者不會在意。
埃里希弗羅姆的《逃避自由》一書指出，“我們時代的個人日益加強的孤立感和無能為力感，產生兩種逃避方式，一種是權威主義性格的逃避機制，另一種是強制趨同機制，其中孤立的個人變成機器人（automation），失去自我，但同時又在主觀意識上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殖民統治時期，殖民政府當然不會樹立一個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讓人們把它當作神一樣去崇拜，也不可能宣講愛國主義，塑造國家權威，所以“權威主義的逃避機制”行不通。於是就有了另一條路——“強制趨同機制”。港英政府在位時，留下了很多發展計劃，其中很多是在“拆舊建新”，比如“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中環越來越高樓林立，金融大樓富麗堂皇，維港的海面越來越窄，大會堂的建築群逐漸被清拆。強行為香港灌輸了殖民者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念。
2007年，香港已經脫離殖民十年了，政府是由香港人構成的政府，但是政府的運作思維，卻延續了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思維。
2007年曾蔭權喊著“做好呢份工”的口號，連任特區行政長官的時候，我在想，如果是在美國，一個叫囂著“I’ll get the job done”的傢伙，能夠當選總統嗎？
當然，香港沒有普選，不是民主選舉，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裡的人是從人民中來的，曾蔭權的口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種被“中環價值”壟斷的商業思維。
在香港，被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環高樓大廈的絢麗，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上看煙花綻放的燦爛，一間間時尚精美的大型購物商場和地下繁忙準確四通八達的交通系統。可又有誰看見元朗貧困潦倒的待業工人，天水圍領著綜援養著孩子的新移民，以及高居世界前十的貧富差距？表面的富麗堂皇掩蓋了社會的病態和不均衡，很多人依然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而不假思索的去接受去堅持。
香港的社會意識形態，即商業思維和消費文化的壟斷與統治，促成了這種人與人的趨同趨勢，人的價值體現在於“做好呢份工”而已。這種思維模式單一的趨同趨勢形成的原因，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到，主要是感覺、思想、願望都缺乏真正的自我，缺乏“原創性”，導致個性的喪失，於是只有嚴格服從社會的期望，才能確信自我存在，才能獲取某些安全感。
而香港的這種個性喪失，是從97以前就留下來的。 97之後的香港政府，並沒有做好一個“脫離殖民”的政府，相反，成了一個“後殖民政府”，而香港社會也相應的步入了“後殖民時代”。
因此，就有了近年香港政府拆天星，拆皇后，拆灣仔舊街，拆九龍屋村。在殖民者離去，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後，依然保留了一種“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依然保留了以前的開發發展價值觀，這不能單單怪香港政府，是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出了問題，即使香港有了民選的政府，也可以預計，做不到“培育本土文化，保育本土歷史”。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依然是“做好呢份工”而已。大多數香港人對市政漠不關心，只有拆到自己頭上才知道發聲，皇后碼頭拆遷諮詢時意見寥寥，到了終要拆除時才有人站出來抗議。由於思想與願望的“自發性（spontaneity）” 缺失，或許香港人並不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在香港，很多年輕人都是去英國美國留學，然後到香港好好工作賺錢，老的時候又去英美安度晚年，他們或許並不認為自己是屬於這地方的。 97的時候，很多人想移民。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對這個城市缺乏足夠的認同感，沒有認同感，就不會去搞本土的文化建設。因為文化是一個長期的，利他的事情。沒有本土文化的培育，新一代也不會有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步入一個惡性循環。 “歷史記憶是市民身份認同的護照，是一個群體有別於他人的感情印記。而文化保存是一個城市的命脈，與經濟發展也可以並行不悖。”而此時此刻，香港政府卻堅持拆除這個城市的老建築，拆除這個城市的集體回憶。二十年後，香港人所要的香港，難道是一個賺一筆就走的香港？
在共產黨剛剛掌權進駐北京的時候，北京城的城市規劃也是一個“文化缺席”的規劃。拆古城牆，拆四合院，拆舊胡同，拆掉的是老祖宗的骨架，拆掉了一個城市與眾不同的個性。當時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梁思成先生抱著古城牆的石磚哭道：你們今天拆的是真古董，遲早有一天你們會後悔的；等你們後悔了，你們就又蓋上假古董。五十年後，北京城重新大力修復古城牆，保護舊胡同和四合院。這些假古董在周圍形態奇異的大廈中顯得格外刺眼。
北京的痛苦在於她還在威權體制裡面，怎麼拯救都很困難。香港卻剛好在一個要決定自己前途的關鍵時刻。
脫離殖民，不是說要完全去英國化，不是說英國人留下來的東西都要放棄，英國人在香港也做了很多好事，去英國化是沒有必要的。文化是互相包容，互相學習的。中國文化和英國文化都有自己很多的優勢，香港特有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完全可以擔當結合傳統與現代，融匯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傳承任務。
經濟的發展需要興建工程，好大喜功的政治人物也傾向於興建“形象工程”，興建更多更華麗的高樓大廈來作為他們看得見的政績。新的高樓不是不可以建，開發發展不是不可以追求，經濟與文化也不是不可以並行不悖。但可怕的是，高樓大廈閃耀的玻璃成了唯一的美學標準，開發發展填海建樓成了唯一的意識形態，而商業綁架了文化，所謂“文藝搭臺，經濟唱戲”，讓香港這個城市變得輕飄飄的，沒有厚重的歷史，沒有深層的文化。當香港人自己都妄自菲薄香港是個“文化沙漠”的時候，香港的本土文化談何培育？香港的本土歷史談何傳承？
2004年，香港政府力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兩百五十億港幣的工程投資，四十公頃土地的投入使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罕見的，文化界也因此也殷殷期盼而同時又憂心忡忡。盼的是，政府終於開始打造香港的文藝事業；憂的是，商業目的是否會凌駕於文化內涵之上，是否偏重國際觀光而忽視了本土文化的栽培。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中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聽。這些博物館、表演聽是為誰而建？與中國的博物館、英國的表演聽有何不同？這些規劃是否能照顧各個階層市民的文化需求？是否能增加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是否能增加這個城市的文化魅力？
西方先哲說You are what you read，文化不僅是身份認同，還是社會教育。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立，不僅僅是經濟投資，不僅僅是觀光事業，也不僅僅是文化產業，她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起著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西九龍的規劃者，規劃的是香港的下一代。他們所思慮的是，二十年後，香港想要怎樣的香港人？是隨時拿著護照準備奔向他鄉的香港人，還是認定這塊土地，拿著“香港文化”面對世界的香港人？
然而，此時的香港政府，卻依然延續著殖民政府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手段，驅趕著香港高速發展，沒有脫離殖民的反思，沒有價值觀的更新，沒有對基層和弱勢的照顧，沒有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沒有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沒有對年輕一代長遠的人文教育。與此同時，政府民政事務局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員會，用一集一集的《心系家國》配著國歌讓全港學生接受一種愛國愛家的公民教育。在“起來，起來，起來”的歌聲中，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簡化為政治正確的強調。政府拆掉了這代人年幼時買糖果的一條老街，砍掉了孩童時期時常攀爬的一棵老樹，拆掉了上學時每天等船的碼頭，卻又同時大力宣傳讓他們愛國愛港。他們從哪裡去知道為什麼愛，怎麼愛？
脫離這種殖民思維，尋找一個香港人自己想要的香港。香港要開始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愛惜自己。香港需要的是市民對這個城市的認同，這種認同，從擁抱自己的歷史與文化開始。要港人愛家愛國，不是從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不是填鴨式的國民教育，而是要保留他生長的老街坊，保留他特有的老建築，保留他的每一棵參天老樹。到那時，不用放國歌，不用喊口號，市民自然會“心系家國”。
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單一權威下，香港人是否已經失去自我了？從殖民時代開始，香港社會吸收了殖民者的思維和意識形態，香港人的追求、理想是否只是一種社會對他的期望？他是否感己所感，想己所想，欲己所欲？在香港，我們或許不用受外在權威的禁錮，但無意識的，我們卻趨同於匿名權威，趨同於單一的意識形態，拿不是自己的自我當自我，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在香港，缺乏自發性的理想追求，沒有對個人的獨一無二性的肯定，缺乏積極的自由的香港，真的是自由港嗎？
香港人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香港將何去何從？或許是香港要做出決定自己前途的選擇的時候了。
參考書目：
Escape from Freedom, Erich Fromm.
《思索香港》，龍應台。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龍應台。
《新不如舊》，陳雲。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中環天星碼頭。
2007年，香港政府清拆皇后碼頭。
2008年，香港政府拆除利東街。
2004年，香港政府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公開招標、諮詢。
2004年，公民教育委員會播放《心系家國》宣傳短片。
2007年，曾蔭權打著“我會做好呢份工”的競選口號連任香港特首。
2007年，我到香港讀書。人們都說，香港是個自由港，可以在這裡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不必屈服於任何權威。 2009年，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眼中的香港，既有她的可愛，也有她的可悲；我所看到的大多數香港人，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相比中國大陸，在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得到了更多保障，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然而，表達我們思想的權利，只有在我們能夠有自己的思想時才有意義。只有內在的心理狀況能使我們確立自己的個性時，擺脫外在權威，獲得自由才是永久的。
早在殖民時期，香港就被灌輸了一種殖民思維。 1997年以前，香港一直是作為英殖民地，被港英政府統治。殖民統治思維的特點之一是，不注重本土歷史和文化。殖民者無心培養本土文化根底，覺得香港的城市個性和市民的歸屬感無關緊要。因為殖民者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們的家。一種開發為重的發展思維是理所當然的，開發可以豐富自己的資源，而開發所犧牲的一些其他價值，比如歷史感情和文化認同，殖民者不會在意。
埃里希弗羅姆的《逃避自由》一書指出，“我們時代的個人日益加強的孤立感和無能為力感，產生兩種逃避方式，一種是權威主義性格的逃避機制，另一種是強制趨同機制，其中孤立的個人變成機器人（automation），失去自我，但同時又在主觀意識上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殖民統治時期，殖民政府當然不會樹立一個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讓人們把它當作神一樣去崇拜，也不可能宣講愛國主義，塑造國家權威，所以“權威主義的逃避機制”行不通。於是就有了另一條路——“強制趨同機制”。港英政府在位時，留下了很多發展計劃，其中很多是在“拆舊建新”，比如“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中環越來越高樓林立，金融大樓富麗堂皇，維港的海面越來越窄，大會堂的建築群逐漸被清拆。強行為香港灌輸了殖民者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念。
2007年，香港已經脫離殖民十年了，政府是由香港人構成的政府，但是政府的運作思維，卻延續了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思維。
2007年曾蔭權喊著“做好呢份工”的口號，連任特區行政長官的時候，我在想，如果是在美國，一個叫囂著“I’ll get the job done”的傢伙，能夠當選總統嗎？
當然，香港沒有普選，不是民主選舉，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裡的人是從人民中來的，曾蔭權的口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種被“中環價值”壟斷的商業思維。
在香港，被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環高樓大廈的絢麗，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上看煙花綻放的燦爛，一間間時尚精美的大型購物商場和地下繁忙準確四通八達的交通系統。可又有誰看見元朗貧困潦倒的待業工人，天水圍領著綜援養著孩子的新移民，以及高居世界前十的貧富差距？表面的富麗堂皇掩蓋了社會的病態和不均衡，很多人依然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而不假思索的去接受去堅持。
香港的社會意識形態，即商業思維和消費文化的壟斷與統治，促成了這種人與人的趨同趨勢，人的價值體現在於“做好呢份工”而已。這種思維模式單一的趨同趨勢形成的原因，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到，主要是感覺、思想、願望都缺乏真正的自我，缺乏“原創性”，導致個性的喪失，於是只有嚴格服從社會的期望，才能確信自我存在，才能獲取某些安全感。
而香港的這種個性喪失，是從97以前就留下來的。 97之後的香港政府，並沒有做好一個“脫離殖民”的政府，相反，成了一個“後殖民政府”，而香港社會也相應的步入了“後殖民時代”。
因此，就有了近年香港政府拆天星，拆皇后，拆灣仔舊街，拆九龍屋村。在殖民者離去，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後，依然保留了一種“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依然保留了以前的開發發展價值觀，這不能單單怪香港政府，是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出了問題，即使香港有了民選的政府，也可以預計，做不到“培育本土文化，保育本土歷史”。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依然是“做好呢份工”而已。大多數香港人對市政漠不關心，只有拆到自己頭上才知道發聲，皇后碼頭拆遷諮詢時意見寥寥，到了終要拆除時才有人站出來抗議。由於思想與願望的“自發性（spontaneity）” 缺失，或許香港人並不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在香港，很多年輕人都是去英國美國留學，然後到香港好好工作賺錢，老的時候又去英美安度晚年，他們或許並不認為自己是屬於這地方的。 97的時候，很多人想移民。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對這個城市缺乏足夠的認同感，沒有認同感，就不會去搞本土的文化建設。因為文化是一個長期的，利他的事情。沒有本土文化的培育，新一代也不會有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步入一個惡性循環。 “歷史記憶是市民身份認同的護照，是一個群體有別於他人的感情印記。而文化保存是一個城市的命脈，與經濟發展也可以並行不悖。”而此時此刻，香港政府卻堅持拆除這個城市的老建築，拆除這個城市的集體回憶。二十年後，香港人所要的香港，難道是一個賺一筆就走的香港？
在共產黨剛剛掌權進駐北京的時候，北京城的城市規劃也是一個“文化缺席”的規劃。拆古城牆，拆四合院，拆舊胡同，拆掉的是老祖宗的骨架，拆掉了一個城市與眾不同的個性。當時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梁思成先生抱著古城牆的石磚哭道：你們今天拆的是真古董，遲早有一天你們會後悔的；等你們後悔了，你們就又蓋上假古董。五十年後，北京城重新大力修復古城牆，保護舊胡同和四合院。這些假古董在周圍形態奇異的大廈中顯得格外刺眼。
北京的痛苦在於她還在威權體制裡面，怎麼拯救都很困難。香港卻剛好在一個要決定自己前途的關鍵時刻。
脫離殖民，不是說要完全去英國化，不是說英國人留下來的東西都要放棄，英國人在香港也做了很多好事，去英國化是沒有必要的。文化是互相包容，互相學習的。中國文化和英國文化都有自己很多的優勢，香港特有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完全可以擔當結合傳統與現代，融匯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傳承任務。
經濟的發展需要興建工程，好大喜功的政治人物也傾向於興建“形象工程”，興建更多更華麗的高樓大廈來作為他們看得見的政績。新的高樓不是不可以建，開發發展不是不可以追求，經濟與文化也不是不可以並行不悖。但可怕的是，高樓大廈閃耀的玻璃成了唯一的美學標準，開發發展填海建樓成了唯一的意識形態，而商業綁架了文化，所謂“文藝搭臺，經濟唱戲”，讓香港這個城市變得輕飄飄的，沒有厚重的歷史，沒有深層的文化。當香港人自己都妄自菲薄香港是個“文化沙漠”的時候，香港的本土文化談何培育？香港的本土歷史談何傳承？
2004年，香港政府力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兩百五十億港幣的工程投資，四十公頃土地的投入使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罕見的，文化界也因此也殷殷期盼而同時又憂心忡忡。盼的是，政府終於開始打造香港的文藝事業；憂的是，商業目的是否會凌駕於文化內涵之上，是否偏重國際觀光而忽視了本土文化的栽培。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中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聽。這些博物館、表演聽是為誰而建？與中國的博物館、英國的表演聽有何不同？這些規劃是否能照顧各個階層市民的文化需求？是否能增加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是否能增加這個城市的文化魅力？
西方先哲說You are what you read，文化不僅是身份認同，還是社會教育。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立，不僅僅是經濟投資，不僅僅是觀光事業，也不僅僅是文化產業，她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起著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西九龍的規劃者，規劃的是香港的下一代。他們所思慮的是，二十年後，香港想要怎樣的香港人？是隨時拿著護照準備奔向他鄉的香港人，還是認定這塊土地，拿著“香港文化”面對世界的香港人？
然而，此時的香港政府，卻依然延續著殖民政府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手段，驅趕著香港高速發展，沒有脫離殖民的反思，沒有價值觀的更新，沒有對基層和弱勢的照顧，沒有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沒有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沒有對年輕一代長遠的人文教育。與此同時，政府民政事務局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員會，用一集一集的《心系家國》配著國歌讓全港學生接受一種愛國愛家的公民教育。在“起來，起來，起來”的歌聲中，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簡化為政治正確的強調。政府拆掉了這代人年幼時買糖果的一條老街，砍掉了孩童時期時常攀爬的一棵老樹，拆掉了上學時每天等船的碼頭，卻又同時大力宣傳讓他們愛國愛港。他們從哪裡去知道為什麼愛，怎麼愛？
脫離這種殖民思維，尋找一個香港人自己想要的香港。香港要開始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愛惜自己。香港需要的是市民對這個城市的認同，這種認同，從擁抱自己的歷史與文化開始。要港人愛家愛國，不是從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不是填鴨式的國民教育，而是要保留他生長的老街坊，保留他特有的老建築，保留他的每一棵參天老樹。到那時，不用放國歌，不用喊口號，市民自然會“心系家國”。
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單一權威下，香港人是否已經失去自我了？從殖民時代開始，香港社會吸收了殖民者的思維和意識形態，香港人的追求、理想是否只是一種社會對他的期望？他是否感己所感，想己所想，欲己所欲？在香港，我們或許不用受外在權威的禁錮，但無意識的，我們卻趨同於匿名權威，趨同於單一的意識形態，拿不是自己的自我當自我，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在香港，缺乏自發性的理想追求，沒有對個人的獨一無二性的肯定，缺乏積極的自由的香港，真的是自由港嗎？
香港人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香港將何去何從？或許是香港要做出決定自己前途的選擇的時候了。
參考書目：
Escape from Freedom, Erich Fromm.
《思索香港》，龍應台。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龍應台。
《新不如舊》，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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