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什么原因，被禁止永远是一种没有授勋仪式的荣誉。 ——Bob Dylan
那些被禁止的东西往往被描述成会伤害一些不特定的、易受影响的人，但有趣的是那些暗示需要禁止某物的人，往往自己并没有在心理或者生理上受到所谓的伤害。
这种禁止别人的冲动，并不是怪人和偏执狂才会有，我们多数人都会有这种冲动想把世界塑造得更符合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和我们的立法机构才需要用理性来遏制这种人性的本能。
这种禁止与被禁止的战役不会因为某个单一事件而结束，但是在每个单一议题上我们做出的决定可以增加自由而深入的思考，也可以为无知火上加油。我们可能生活在那些并不存在的道德皮条客的阴影中，也可能生活在诚实、理解和包容中。
2010年12月1日星期三
From Saving to Lottery
Last week's Freakonomics podcast, one of my favorite, introduced a new way to make people's savings to lottery. The interest rate in US is so low that most people choose to consume rather than save the money, which might put them into poverty without any "bail out". The Americans like playing lottery. Last year, the money spent on lottery tickets is roughly $200 per person. However, lottery is cheap as an entertainment, but dreadful as an investment.
If we can combine the lottery and saving together, it will be another story. The idea is, if you save an amount of money, say above $25, you will get a chance to win a big prize, from $2,000 to $1,000,000 every month. The prize fund comes from the pool of interest earnings of all deposits. It’s sometimes called a “no-lose lottery,” since a depositor is automatically entered into the lottery but can’t lose the original money she deposits.
This idea can encourage more people, especially the poor, to save their money; but the problem is legislation. Because in some states, only the government can launch a lottery.
What makes me worried is the nature of this idea will be altered evil when spread widely like micro-finance, which is initially an idea to help the poor, but failed and turned out to become a way to extort the poor recently. Profit seeking, as the nature of capital, will eventually alienate this good approach we handle.
more related readings from WSJ.
If we can combine the lottery and saving together, it will be another story. The idea is, if you save an amount of money, say above $25, you will get a chance to win a big prize, from $2,000 to $1,000,000 every month. The prize fund comes from the pool of interest earnings of all deposits. It’s sometimes called a “no-lose lottery,” since a depositor is automatically entered into the lottery but can’t lose the original money she deposits.
This idea can encourage more people, especially the poor, to save their money; but the problem is legislation. Because in some states, only the government can launch a lottery.
What makes me worried is the nature of this idea will be altered evil when spread widely like micro-finance, which is initially an idea to help the poor, but failed and turned out to become a way to extort the poor recently. Profit seeking, as the nature of capital, will eventually alienate this good approach we handle.
more related readings from WSJ.
2010年11月20日星期六
從文化保育反思香港的自由
本文寫於2009年。現在我對本文的某些觀點有所反省，但仍然認為文化保育是對於文化霸權的抗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前日整理東西看到此文，特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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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保育反思香港的自由
2003年，香港政府啟動中環第三期填海計劃。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中環天星碼頭。
2007年，香港政府清拆皇后碼頭。
2008年，香港政府拆除利東街。
2004年，香港政府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公開招標、諮詢。
2004年，公民教育委員會播放《心系家國》宣傳短片。
2007年，曾蔭權打著“我會做好呢份工”的競選口號連任香港特首。
2007年，我到香港讀書。人們都說，香港是個自由港，可以在這裡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不必屈服於任何權威。 2009年，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眼中的香港，既有她的可愛，也有她的可悲；我所看到的大多數香港人，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相比中國大陸，在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得到了更多保障，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然而，表達我們思想的權利，只有在我們能夠有自己的思想時才有意義。只有內在的心理狀況能使我們確立自己的個性時，擺脫外在權威，獲得自由才是永久的。
早在殖民時期，香港就被灌輸了一種殖民思維。 1997年以前，香港一直是作為英殖民地，被港英政府統治。殖民統治思維的特點之一是，不注重本土歷史和文化。殖民者無心培養本土文化根底，覺得香港的城市個性和市民的歸屬感無關緊要。因為殖民者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們的家。一種開發為重的發展思維是理所當然的，開發可以豐富自己的資源，而開發所犧牲的一些其他價值，比如歷史感情和文化認同，殖民者不會在意。
埃里希弗羅姆的《逃避自由》一書指出，“我們時代的個人日益加強的孤立感和無能為力感，產生兩種逃避方式，一種是權威主義性格的逃避機制，另一種是強制趨同機制，其中孤立的個人變成機器人（automation），失去自我，但同時又在主觀意識上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殖民統治時期，殖民政府當然不會樹立一個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讓人們把它當作神一樣去崇拜，也不可能宣講愛國主義，塑造國家權威，所以“權威主義的逃避機制”行不通。於是就有了另一條路——“強制趨同機制”。港英政府在位時，留下了很多發展計劃，其中很多是在“拆舊建新”，比如“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中環越來越高樓林立，金融大樓富麗堂皇，維港的海面越來越窄，大會堂的建築群逐漸被清拆。強行為香港灌輸了殖民者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念。
2007年，香港已經脫離殖民十年了，政府是由香港人構成的政府，但是政府的運作思維，卻延續了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思維。
2007年曾蔭權喊著“做好呢份工”的口號，連任特區行政長官的時候，我在想，如果是在美國，一個叫囂著“I’ll get the job done”的傢伙，能夠當選總統嗎？
當然，香港沒有普選，不是民主選舉，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裡的人是從人民中來的，曾蔭權的口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種被“中環價值”壟斷的商業思維。
在香港，被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環高樓大廈的絢麗，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上看煙花綻放的燦爛，一間間時尚精美的大型購物商場和地下繁忙準確四通八達的交通系統。可又有誰看見元朗貧困潦倒的待業工人，天水圍領著綜援養著孩子的新移民，以及高居世界前十的貧富差距？表面的富麗堂皇掩蓋了社會的病態和不均衡，很多人依然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而不假思索的去接受去堅持。
香港的社會意識形態，即商業思維和消費文化的壟斷與統治，促成了這種人與人的趨同趨勢，人的價值體現在於“做好呢份工”而已。這種思維模式單一的趨同趨勢形成的原因，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到，主要是感覺、思想、願望都缺乏真正的自我，缺乏“原創性”，導致個性的喪失，於是只有嚴格服從社會的期望，才能確信自我存在，才能獲取某些安全感。
而香港的這種個性喪失，是從97以前就留下來的。 97之後的香港政府，並沒有做好一個“脫離殖民”的政府，相反，成了一個“後殖民政府”，而香港社會也相應的步入了“後殖民時代”。
因此，就有了近年香港政府拆天星，拆皇后，拆灣仔舊街，拆九龍屋村。在殖民者離去，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後，依然保留了一種“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依然保留了以前的開發發展價值觀，這不能單單怪香港政府，是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出了問題，即使香港有了民選的政府，也可以預計，做不到“培育本土文化，保育本土歷史”。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依然是“做好呢份工”而已。大多數香港人對市政漠不關心，只有拆到自己頭上才知道發聲，皇后碼頭拆遷諮詢時意見寥寥，到了終要拆除時才有人站出來抗議。由於思想與願望的“自發性（spontaneity）” 缺失，或許香港人並不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在香港，很多年輕人都是去英國美國留學，然後到香港好好工作賺錢，老的時候又去英美安度晚年，他們或許並不認為自己是屬於這地方的。 97的時候，很多人想移民。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對這個城市缺乏足夠的認同感，沒有認同感，就不會去搞本土的文化建設。因為文化是一個長期的，利他的事情。沒有本土文化的培育，新一代也不會有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步入一個惡性循環。 “歷史記憶是市民身份認同的護照，是一個群體有別於他人的感情印記。而文化保存是一個城市的命脈，與經濟發展也可以並行不悖。”而此時此刻，香港政府卻堅持拆除這個城市的老建築，拆除這個城市的集體回憶。二十年後，香港人所要的香港，難道是一個賺一筆就走的香港？
在共產黨剛剛掌權進駐北京的時候，北京城的城市規劃也是一個“文化缺席”的規劃。拆古城牆，拆四合院，拆舊胡同，拆掉的是老祖宗的骨架，拆掉了一個城市與眾不同的個性。當時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梁思成先生抱著古城牆的石磚哭道：你們今天拆的是真古董，遲早有一天你們會後悔的；等你們後悔了，你們就又蓋上假古董。五十年後，北京城重新大力修復古城牆，保護舊胡同和四合院。這些假古董在周圍形態奇異的大廈中顯得格外刺眼。
北京的痛苦在於她還在威權體制裡面，怎麼拯救都很困難。香港卻剛好在一個要決定自己前途的關鍵時刻。
脫離殖民，不是說要完全去英國化，不是說英國人留下來的東西都要放棄，英國人在香港也做了很多好事，去英國化是沒有必要的。文化是互相包容，互相學習的。中國文化和英國文化都有自己很多的優勢，香港特有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完全可以擔當結合傳統與現代，融匯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傳承任務。
經濟的發展需要興建工程，好大喜功的政治人物也傾向於興建“形象工程”，興建更多更華麗的高樓大廈來作為他們看得見的政績。新的高樓不是不可以建，開發發展不是不可以追求，經濟與文化也不是不可以並行不悖。但可怕的是，高樓大廈閃耀的玻璃成了唯一的美學標準，開發發展填海建樓成了唯一的意識形態，而商業綁架了文化，所謂“文藝搭臺，經濟唱戲”，讓香港這個城市變得輕飄飄的，沒有厚重的歷史，沒有深層的文化。當香港人自己都妄自菲薄香港是個“文化沙漠”的時候，香港的本土文化談何培育？香港的本土歷史談何傳承？
2004年，香港政府力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兩百五十億港幣的工程投資，四十公頃土地的投入使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罕見的，文化界也因此也殷殷期盼而同時又憂心忡忡。盼的是，政府終於開始打造香港的文藝事業；憂的是，商業目的是否會凌駕於文化內涵之上，是否偏重國際觀光而忽視了本土文化的栽培。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中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聽。這些博物館、表演聽是為誰而建？與中國的博物館、英國的表演聽有何不同？這些規劃是否能照顧各個階層市民的文化需求？是否能增加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是否能增加這個城市的文化魅力？
西方先哲說You are what you read，文化不僅是身份認同，還是社會教育。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立，不僅僅是經濟投資，不僅僅是觀光事業，也不僅僅是文化產業，她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起著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西九龍的規劃者，規劃的是香港的下一代。他們所思慮的是，二十年後，香港想要怎樣的香港人？是隨時拿著護照準備奔向他鄉的香港人，還是認定這塊土地，拿著“香港文化”面對世界的香港人？
然而，此時的香港政府，卻依然延續著殖民政府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手段，驅趕著香港高速發展，沒有脫離殖民的反思，沒有價值觀的更新，沒有對基層和弱勢的照顧，沒有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沒有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沒有對年輕一代長遠的人文教育。與此同時，政府民政事務局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員會，用一集一集的《心系家國》配著國歌讓全港學生接受一種愛國愛家的公民教育。在“起來，起來，起來”的歌聲中，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簡化為政治正確的強調。政府拆掉了這代人年幼時買糖果的一條老街，砍掉了孩童時期時常攀爬的一棵老樹，拆掉了上學時每天等船的碼頭，卻又同時大力宣傳讓他們愛國愛港。他們從哪裡去知道為什麼愛，怎麼愛？
脫離這種殖民思維，尋找一個香港人自己想要的香港。香港要開始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愛惜自己。香港需要的是市民對這個城市的認同，這種認同，從擁抱自己的歷史與文化開始。要港人愛家愛國，不是從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不是填鴨式的國民教育，而是要保留他生長的老街坊，保留他特有的老建築，保留他的每一棵參天老樹。到那時，不用放國歌，不用喊口號，市民自然會“心系家國”。
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單一權威下，香港人是否已經失去自我了？從殖民時代開始，香港社會吸收了殖民者的思維和意識形態，香港人的追求、理想是否只是一種社會對他的期望？他是否感己所感，想己所想，欲己所欲？在香港，我們或許不用受外在權威的禁錮，但無意識的，我們卻趨同於匿名權威，趨同於單一的意識形態，拿不是自己的自我當自我，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在香港，缺乏自發性的理想追求，沒有對個人的獨一無二性的肯定，缺乏積極的自由的香港，真的是自由港嗎？
香港人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香港將何去何從？或許是香港要做出決定自己前途的選擇的時候了。
參考書目：
Escape from Freedom, Erich Fromm.
《思索香港》，龍應台。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龍應台。
《新不如舊》，陳雲。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中環天星碼頭。
2007年，香港政府清拆皇后碼頭。
2008年，香港政府拆除利東街。
2004年，香港政府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公開招標、諮詢。
2004年，公民教育委員會播放《心系家國》宣傳短片。
2007年，曾蔭權打著“我會做好呢份工”的競選口號連任香港特首。
2007年，我到香港讀書。人們都說，香港是個自由港，可以在這裡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不必屈服於任何權威。 2009年，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眼中的香港，既有她的可愛，也有她的可悲；我所看到的大多數香港人，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相比中國大陸，在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得到了更多保障，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然而，表達我們思想的權利，只有在我們能夠有自己的思想時才有意義。只有內在的心理狀況能使我們確立自己的個性時，擺脫外在權威，獲得自由才是永久的。
早在殖民時期，香港就被灌輸了一種殖民思維。 1997年以前，香港一直是作為英殖民地，被港英政府統治。殖民統治思維的特點之一是，不注重本土歷史和文化。殖民者無心培養本土文化根底，覺得香港的城市個性和市民的歸屬感無關緊要。因為殖民者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們的家。一種開發為重的發展思維是理所當然的，開發可以豐富自己的資源，而開發所犧牲的一些其他價值，比如歷史感情和文化認同，殖民者不會在意。
埃里希弗羅姆的《逃避自由》一書指出，“我們時代的個人日益加強的孤立感和無能為力感，產生兩種逃避方式，一種是權威主義性格的逃避機制，另一種是強制趨同機制，其中孤立的個人變成機器人（automation），失去自我，但同時又在主觀意識上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殖民統治時期，殖民政府當然不會樹立一個民族英雄式的人物，讓人們把它當作神一樣去崇拜，也不可能宣講愛國主義，塑造國家權威，所以“權威主義的逃避機制”行不通。於是就有了另一條路——“強制趨同機制”。港英政府在位時，留下了很多發展計劃，其中很多是在“拆舊建新”，比如“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中環越來越高樓林立，金融大樓富麗堂皇，維港的海面越來越窄，大會堂的建築群逐漸被清拆。強行為香港灌輸了殖民者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念。
2007年，香港已經脫離殖民十年了，政府是由香港人構成的政府，但是政府的運作思維，卻延續了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思維。
2007年曾蔭權喊著“做好呢份工”的口號，連任特區行政長官的時候，我在想，如果是在美國，一個叫囂著“I’ll get the job done”的傢伙，能夠當選總統嗎？
當然，香港沒有普選，不是民主選舉，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裡的人是從人民中來的，曾蔭權的口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種被“中環價值”壟斷的商業思維。
在香港，被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環高樓大廈的絢麗，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上看煙花綻放的燦爛，一間間時尚精美的大型購物商場和地下繁忙準確四通八達的交通系統。可又有誰看見元朗貧困潦倒的待業工人，天水圍領著綜援養著孩子的新移民，以及高居世界前十的貧富差距？表面的富麗堂皇掩蓋了社會的病態和不均衡，很多人依然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而不假思索的去接受去堅持。
香港的社會意識形態，即商業思維和消費文化的壟斷與統治，促成了這種人與人的趨同趨勢，人的價值體現在於“做好呢份工”而已。這種思維模式單一的趨同趨勢形成的原因，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到，主要是感覺、思想、願望都缺乏真正的自我，缺乏“原創性”，導致個性的喪失，於是只有嚴格服從社會的期望，才能確信自我存在，才能獲取某些安全感。
而香港的這種個性喪失，是從97以前就留下來的。 97之後的香港政府，並沒有做好一個“脫離殖民”的政府，相反，成了一個“後殖民政府”，而香港社會也相應的步入了“後殖民時代”。
因此，就有了近年香港政府拆天星，拆皇后，拆灣仔舊街，拆九龍屋村。在殖民者離去，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後，依然保留了一種“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依然保留了以前的開發發展價值觀，這不能單單怪香港政府，是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出了問題，即使香港有了民選的政府，也可以預計，做不到“培育本土文化，保育本土歷史”。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依然是“做好呢份工”而已。大多數香港人對市政漠不關心，只有拆到自己頭上才知道發聲，皇后碼頭拆遷諮詢時意見寥寥，到了終要拆除時才有人站出來抗議。由於思想與願望的“自發性（spontaneity）” 缺失，或許香港人並不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在香港，很多年輕人都是去英國美國留學，然後到香港好好工作賺錢，老的時候又去英美安度晚年，他們或許並不認為自己是屬於這地方的。 97的時候，很多人想移民。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對這個城市缺乏足夠的認同感，沒有認同感，就不會去搞本土的文化建設。因為文化是一個長期的，利他的事情。沒有本土文化的培育，新一代也不會有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步入一個惡性循環。 “歷史記憶是市民身份認同的護照，是一個群體有別於他人的感情印記。而文化保存是一個城市的命脈，與經濟發展也可以並行不悖。”而此時此刻，香港政府卻堅持拆除這個城市的老建築，拆除這個城市的集體回憶。二十年後，香港人所要的香港，難道是一個賺一筆就走的香港？
在共產黨剛剛掌權進駐北京的時候，北京城的城市規劃也是一個“文化缺席”的規劃。拆古城牆，拆四合院，拆舊胡同，拆掉的是老祖宗的骨架，拆掉了一個城市與眾不同的個性。當時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梁思成先生抱著古城牆的石磚哭道：你們今天拆的是真古董，遲早有一天你們會後悔的；等你們後悔了，你們就又蓋上假古董。五十年後，北京城重新大力修復古城牆，保護舊胡同和四合院。這些假古董在周圍形態奇異的大廈中顯得格外刺眼。
北京的痛苦在於她還在威權體制裡面，怎麼拯救都很困難。香港卻剛好在一個要決定自己前途的關鍵時刻。
脫離殖民，不是說要完全去英國化，不是說英國人留下來的東西都要放棄，英國人在香港也做了很多好事，去英國化是沒有必要的。文化是互相包容，互相學習的。中國文化和英國文化都有自己很多的優勢，香港特有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完全可以擔當結合傳統與現代，融匯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傳承任務。
經濟的發展需要興建工程，好大喜功的政治人物也傾向於興建“形象工程”，興建更多更華麗的高樓大廈來作為他們看得見的政績。新的高樓不是不可以建，開發發展不是不可以追求，經濟與文化也不是不可以並行不悖。但可怕的是，高樓大廈閃耀的玻璃成了唯一的美學標準，開發發展填海建樓成了唯一的意識形態，而商業綁架了文化，所謂“文藝搭臺，經濟唱戲”，讓香港這個城市變得輕飄飄的，沒有厚重的歷史，沒有深層的文化。當香港人自己都妄自菲薄香港是個“文化沙漠”的時候，香港的本土文化談何培育？香港的本土歷史談何傳承？
2004年，香港政府力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兩百五十億港幣的工程投資，四十公頃土地的投入使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罕見的，文化界也因此也殷殷期盼而同時又憂心忡忡。盼的是，政府終於開始打造香港的文藝事業；憂的是，商業目的是否會凌駕於文化內涵之上，是否偏重國際觀光而忽視了本土文化的栽培。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規劃中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聽。這些博物館、表演聽是為誰而建？與中國的博物館、英國的表演聽有何不同？這些規劃是否能照顧各個階層市民的文化需求？是否能增加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是否能增加這個城市的文化魅力？
西方先哲說You are what you read，文化不僅是身份認同，還是社會教育。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立，不僅僅是經濟投資，不僅僅是觀光事業，也不僅僅是文化產業，她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起著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西九龍的規劃者，規劃的是香港的下一代。他們所思慮的是，二十年後，香港想要怎樣的香港人？是隨時拿著護照準備奔向他鄉的香港人，還是認定這塊土地，拿著“香港文化”面對世界的香港人？
然而，此時的香港政府，卻依然延續著殖民政府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手段，驅趕著香港高速發展，沒有脫離殖民的反思，沒有價值觀的更新，沒有對基層和弱勢的照顧，沒有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沒有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沒有對年輕一代長遠的人文教育。與此同時，政府民政事務局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員會，用一集一集的《心系家國》配著國歌讓全港學生接受一種愛國愛家的公民教育。在“起來，起來，起來”的歌聲中，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簡化為政治正確的強調。政府拆掉了這代人年幼時買糖果的一條老街，砍掉了孩童時期時常攀爬的一棵老樹，拆掉了上學時每天等船的碼頭，卻又同時大力宣傳讓他們愛國愛港。他們從哪裡去知道為什麼愛，怎麼愛？
脫離這種殖民思維，尋找一個香港人自己想要的香港。香港要開始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愛惜自己。香港需要的是市民對這個城市的認同，這種認同，從擁抱自己的歷史與文化開始。要港人愛家愛國，不是從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不是填鴨式的國民教育，而是要保留他生長的老街坊，保留他特有的老建築，保留他的每一棵參天老樹。到那時，不用放國歌，不用喊口號，市民自然會“心系家國”。
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單一權威下，香港人是否已經失去自我了？從殖民時代開始，香港社會吸收了殖民者的思維和意識形態，香港人的追求、理想是否只是一種社會對他的期望？他是否感己所感，想己所想，欲己所欲？在香港，我們或許不用受外在權威的禁錮，但無意識的，我們卻趨同於匿名權威，趨同於單一的意識形態，拿不是自己的自我當自我，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從自我。在香港，缺乏自發性的理想追求，沒有對個人的獨一無二性的肯定，缺乏積極的自由的香港，真的是自由港嗎？
香港人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香港將何去何從？或許是香港要做出決定自己前途的選擇的時候了。
參考書目：
Escape from Freedom, Erich Fromm.
《思索香港》，龍應台。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龍應台。
《新不如舊》，陳雲。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据说饭否要回来了
有消息传饭否将重新上线。推特上一拨人激动不已。
饭否曾经作为国内第一的微博，在界面美观，审核，网站定位等方面，都好过现在那些门户微博太多。
在2009年7月7日，因大量用户讨论新jiang7.5事件（以及之前一系列的不和谐），饭否终于“被下线”。当时正是饭否的成长期，用户圈子基本建立，该暗恋的暗恋，该勾搭的勾搭，却一夜之间断了联系。刚下线的一两个月，还有不少用户每天都尝试点击收藏夹里的饭否，希望有奇迹发生。
最终饭否让用户下载其发言记录，意味着短期内恢复无望，事情才告一段落。但仍有不死心的用户在推特上“月经”饭否。
事到如今，大家都默默地等待了太久。
饭否要回来了。
这种感觉好像是要重见初恋，居然有点紧张，有很多顾虑，有点不想她回来，又想偷偷见上一面。怕她变了，变得令人讨厌，破坏了美好的回忆。
饭否如果回来了，怕不怕用户已经流失？虽然饭否的用户忠诚度我是前所未见，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转战各个门户微博已久，恐怕在其他微博已有自己的圈子，难以舍弃。如果只是推特上的用户想在气质最接近推特的饭否上建立一个国内的窝，饭否将会成为一个小众的微博，实在难以和其他门户微博抗衡。
即使用户回归，饭否东山再起。王兴团队第二次上线饭否，势必是要与“有关部门”做出妥协。审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执行严厉的审查，必会导致部分用户的反弹，今天又多么怀念她，明天就有多么憎恨她；如果不配合审查，势必再次关站。饭否团队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取舍，我想不出答案。
从心理学上讲，人总是会美化自己的记忆。饭否即使重新上线，我们也不太可能找回记忆中的那种快乐。一个完美的饭否是回不来的，只因岁月不再。如果让饭否尘封在网民的记忆中，不好吗？这已经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的一个传奇。救活她的，必是将会杀死它的那些人，正是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怎样，相信今晚有很多的饭否遗民，和我一样，一条一条地读着自己的饭否备份，兴奋地活在回忆中。忘了这夜，凉如水。
2010年11月9日星期二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本文从政府和非政府角度简单分析了当前中国的政治左右派现状，回应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文章在主张左右派应有一个“共同的底线”的观点并不新鲜，但是在讨论中却十分重要。现阶段左右派的争论（互联网上），缺乏一个共识基础。导致左派尤其是毛左与民族主义者形成统一战线，而自由主义者又生搬西方放任自由主义理论。
从本文观点出发，一个保障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宪政，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另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刘先生的获奖对左派右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以下转载自：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1108239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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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 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 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 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 ：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 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 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 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 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宜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 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 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易中“栽了跟头”， 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 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 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 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 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 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 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 “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 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 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 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 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 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 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 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 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 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 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 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 “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统治，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 ，国 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 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 “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 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 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象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 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 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 “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来源:大军观察
文章在主张左右派应有一个“共同的底线”的观点并不新鲜，但是在讨论中却十分重要。现阶段左右派的争论（互联网上），缺乏一个共识基础。导致左派尤其是毛左与民族主义者形成统一战线，而自由主义者又生搬西方放任自由主义理论。
从本文观点出发，一个保障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宪政，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另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刘先生的获奖对左派右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以下转载自：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1108239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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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 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 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 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 ：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 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 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 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 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宜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 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 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易中“栽了跟头”， 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 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 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 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 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 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 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 “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 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 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 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 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 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 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 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 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 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 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 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 “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统治，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 ，国 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 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 “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 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 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象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 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 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 “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来源:大军观察
2010年6月7日星期一
为什么说整个社会是一个更大的富士康？——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接上文：《为什么声讨富士康，拒买苹果？》
为什么说整个社会是一个更大的富士康？——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富士康N连跳（据我所查证的信息，N=13）之后，我本认为媒体和社会应该对这样的社会问题作出更深的探讨、分析，挖掘其根源问题。但我所看到的讨论，仍然大多停留在员工心理问题的层面，稍有深入的，也仅仅是对点到中国制造业转型为止。当然，也有说到政治制度问题的，我倒不认为这是政治制度能解决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富士康厂区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非太大社会问题。这种观点太想当然了。全国平均自杀率没有太大参考价值，因为自杀率由于年龄、性别、地域、经济状况等多方面参数的变化而变化，全国平均自杀率是将所有变量混为一体而谈的，可能A是80岁老人由于无法忍受病痛而自杀，B是20岁少女因情所困而自杀，C是40岁中年男子因破产而自杀，这些全部都算进平均自杀率。而此次集中于富士康深圳厂区，年龄段为18-24岁，收入较低的普通工人，连续跳楼自杀，是非常集中的自杀行为，社会应当对此有所反省。
有人说了，走出富士康，又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富士康，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富士康与“更大的富士康”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让处于它们之中的人们对未来没有太多的期望，人们看不到未来。社会的阶层与阶层之间，上升流动的空间和可能性太小。造成这中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财富分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而本文尝试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
至于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与凯恩斯理论的恩仇，与马克思主义的瓜葛，情自行查阅wiki
统治者永远都需要合理化他们特权的一套神话，一套可以从理论上替他们特权辩护的社会正统论。其中以个人能力（天赋异禀）做为区别彼此，正是这套统治者及其他人所接受之社会正统论的核心。 ——韦伯（Max Weber）
新自由主义，则是为资本市场作辩护的一种社会正统论。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营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神话”，这个神话主要由两部分构成：1.人生而平等；2.功绩主义。
生而平等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兴起加上宗教的世俗化，打破了原本由皇家贵族和教会所控制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这种变革打破了旧的范式（norm），创造出很多个人神话，比如平民跃入上流社会，贵族落魄成街头小丑。这仿佛在告诉我们，阶级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在社会里的向上流动。这是个美丽的理想，源自于一种“人人生而平等”的精神，没有一种明显的阶级分割的存在。但事实上，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中，这种平等主义的理想，只停留在表面上，成了实质上的巨大不平等的掩盖工具。
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就是由于资本市场的经济制度所造成的，是先天性的。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当中，表面上看，是拥有劳动力一方(工人)，与拥有资本一方（资本家），签署双方自愿的合约，然后从事生产，生产创造的价值按照之前签订的合约进行分配。只要不拖欠工资，这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公平正义的制度。但实际操作上，拥有资本一方，具有极大的权力优势，这不完全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民主制度下可能对劳动力有更多保障，比如：罢工权，集体谈判权，最低工资等等。但这也只是在现行制度上稍微有点提升，本质上资本权力远大于劳动力权力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为了说明资本权力优势这一点，我举个例子。我们假设有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所有人都是勤劳善良的好人。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村子里面所有的土地，都是一个人的，这个人就是王二，其他的人都是佃农，只能靠租王二的地进行耕种。王二也是一个好人，他从不对土地进行主动的加租，并且自己也从事耕种劳动。这一年秋天，丰收了，大家收成都很好，除了自己够吃和交地租外，还卖了很多钱。佃农A就想租更多的地，第二年就可以赚更多。但是王二家的地已经全部平均地租出去了，没有荒地可以再租给A。A就找王二商量说，我比B出价高10%，你把B的地租给我。这时，B又不干了，B也想多租地，第二年赚更多，于是B就出价比A还高10%，要租A的地。就这样，收成好的年份，租地价格水涨船高，导致的结果是，大家赚来的钱最终都跑到王二那里去了，于是大家永远贫困，但是王二也很无辜，他从来没有主动地进行加租。这就是资本权力优势，这种优势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先天性决定的。
（或许有人说资本家拥有资本（王二拥有土地）的先天优势，是靠个人祖祖辈辈努力得来的。这种想法有点天真，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就要回到“初得正义”（justice in initial acquisition）的讨论。政治哲学上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在此不多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够理所当然地拥有比别人多的资本，人的劳动本身并不能把某些资本正义地变为私有。）
因此，在现行资本市场运作的体制下，人人平等只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神话，或者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当生而平等的概念遇到现实中悬殊的不平等的时候，巨大的焦虑和压力就出现了。在当今社会，一个人想要成为像比尔盖茨一样出名和富有的难度，和十七世纪的农夫想要进入皇室的困难程度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当今社会与中世纪的区别在于，当今社会并不让你感觉到这一点困难。各种媒体和宣传工具在此扮演了极具杀伤力的角色，它们做出各种专题专访栏目，告诉人们， 只要你有激情，对新兴科技有创新的想法，再加上自家的车库，你就能成为比尔盖茨。
这种媒体的鼓吹，可以以各大书店为例。当你走进一间连锁书店，比如商务印书馆，首先摆在你面前的是一大堆成功学书籍。仔细研究这些成功学书籍，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告诉你“你可以做到！你一定会成功！没有不可能！”；第二种则是教导你如何处理一些被称为“自我认知低落”（其实就是“自卑”）的问题。这两种书之间存在一种互动性，它们让读这些书的人觉得，“我可以做到任何事，如果我认为我不能做到，是因为我自我认知低落的问题。”
平等主义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当今社会还远远不是一个平等社会。生而平等的神话掩盖了现行劳资关系中的不平等，也屏蔽掉了人的出身，教育与机遇所带来的变化，使得人们对自己的价值充满的怀疑，而对现行制度却缺乏反省和质疑。
功绩主义
所谓功绩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论功行赏，一个人的所得应该与他的功绩（才能）所匹配。这本生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一个人有天分有动力有技能，就会逐渐攀上社会的高层。功绩主义的盛行，导致了严重的精英统治主义：比如新加坡在很早的阶段就将人按等级划分。
本来按照一个人的才能而给予他应有的位置和奖励是一个看上去不错的制度。但功绩主义是一个神话，因为他忽视了人在出身，环境，受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取得功绩除了需要才能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展现才能的机会，一个普通新加坡人和李光耀的儿子比，显然没有什么展现的机会。其次，对于功绩，我们也缺乏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以至于对于我们对于功绩的判断只能基于现行建制，而在现行建制之外，甚至背离现行建制的功绩，无法得到认可。这两点就导致了功绩主义必然走向寡头统治，绝大多数的“大众”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到“精英”们的游戏里。
功绩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精英”的筛选是看一个人过去的表现，而不是看一个人到一个新位置以后能够带来些什么。因此，在功绩主义的神话下，会出现一种社会流动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精英”们获得功绩，向上流动，再获得功绩，再向上流动，最后达到一个他们无法胜任的位置。
更糟糕的是，功绩主义的盛行，将弱势群体标签化。当你真的相信一个社会之中，所有做出最大贡献的人都爬到了最顶层的地位，那你也潜在地默认了那些处于我们社会底层的人，都是活该，并且丑陋地认为他们就是应该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也就是说，一个人人生中的获得与遭遇，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他的功绩或者他活该。
功绩主义，让那些不处于社会顶层的人被认为是不成功，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被刻薄地称为失败者，并且使这种失败的面目更加支离破碎。在功绩主义大行其道之前，如果人们遇上一个行乞的穷人，人们通常称之为“不幸的人”，潜在的意思是，财富没有眷顾这个人，他没有财富，是因为他很“不幸”；但是在今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会被恶劣地称为“失败的人”，这就是源于功绩主义造成的“自己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人生信仰的变化。这一点，也可以从越强调个人主义的地区自杀率越高看出来。人们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极端地完全归咎于自己。
以上谈到的两点——“平等主义”和“功绩主义”都是新自由主义营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让当今社会的人们对自己短暂的生命有着前所未有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现行资本市场里是不切实际的，而新自由主义神话又让人们忽视了这种现行建制的问题，而极端地将这种期待的失败归咎于个人。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个人生命的过于焦虑但又没有出路。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上的政策，将经济和社会一分为二，过于追求经济发展和稳定，而忽视了社会的需要和牺牲掉的社会成本。新自由主义借着一种狭隘又严格的理性，即个人理性，和一些纯粹数学的抽象方法，披着理性科学的外衣，将福利国家建立过程中争取到的社会权益逐渐蚕食。对自由市场的崇拜，使得国家角色在经济事务中逐步退出，而使得资本一方的先天性优势更加无法无天。（当然，中国不存在这点，中国没有福利资本主义过。）
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也造成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的危机。这正充分反映出人民对于国家作为公共利益负责人的绝望心态。当人们对国家和公共福利进入信心危机的时候，可以看到两样东西的盛行：在领导者那里，是贪污腐败，这和对公共事务的漠视有关；在被统治者那里，则是个人的宗教狂，因为他们对于诉诸现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上也形成到处工作不稳定的现象。工作不稳定现象影响所及不仅是工作者的心理层面，更影响了社会与经济层面。而且不只是在民企，在公共部门里也是，有越来越多临时代理的工作。临时工不具有全职合同工的福利与保障，这种临时工的生产关系，把原来资本市场所拥有的“合同正义”也牺牲掉了。工作不稳定对劳动者影响巨大，未来变得不确定，使之无法做理性的预期，生存的结构性破坏，包括时间、空间结构的被剥夺。
这种不确定感会一直在那里，无时无刻的存在每个人脑海里。也存在于意识与无意识之中。因为有一大群文凭制造出来的后备军，让每个有工作的人强烈感觉到他个人的可替代性。他之所以能有工作，仿佛是被赋予的一种特权，一种脆弱而且受到威胁的特权。客观的不安全感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主观不安全感。这不只是影响到所有的工作者，甚至也可以影响到那些没有（或还没有）直接受到打击的人。这种集体不安全感心态，是士气低落及社会动员瓦解的根源，更是造成人们之间抢工作现象原因。这种比企业间的竞争更为野蛮的抢工作现象，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的根源，使得团结互助的价值及人情味都破坏殆尽，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
工作的不稳定除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间接地也影响及其他人，不只是因为它所引起的恐惧，而且还因为有系统地利用所谓的不稳定化（工作临时化）策略来制造恐惧。例如所谓的弹性化措施（包括工时、工资等），就是利用塑造一种不安全感的状态来从中获利，而弹性化又同时强化这种不安全感。它压低成本，而成本要压低，这就要使工作者永远处于一种会失去工作的危机中。
如此一来，工作的不稳定现象被纳入一种新形式的宰制模式中。这种宰制模式，是建基在不安全感的普遍化及永久化之上，目的在使工作者变得顺服，并且接受剥削。此即所谓的弹性剥削（flexploitation）概念。这个概念，提到不安全感的理性管理，特别是透过生产空间的操纵，在社会权益最多、工会最有组织的国家（这和一国之领土及国家历史有关）的工作者，和社会权益上较落后国家之工作者之间，制造竞争。并且借着表面中立的机制（如政府中的劳动主管部门），击破抵抗的力量，获得屈服和顺从。工作不稳定所造成的屈服态度，是成功剥削的条件，其所靠的基础，是为数越来越多的不工作者，和为数越来越少的工作者（但其工作分量也越来越重）之间的划分。
这种新兴的优胜劣败制度，在不安全感、受苦及紧张状态之中，找到工作者对工作及企业臣服的原动力。其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运作，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因为有工作不安全感的惯习；其次，则是在各个工作阶层（甚至包括最高阶层的管理干部阶层）中，都存在着有一大群被工作不稳定及长期失业威胁所驯化的后备劳动力。这两者一起造成工作不稳定化的惯习。这个由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秩序（高举个人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的最终基础，其实正是失业、工作不稳定及害怕解雇之威胁所构成的结构性暴力。职业阶层，到越来越近的整个社会阶层，似乎是建基在一种由能力或更糟糕的智力来决定的层级上（功绩主义）。
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建立起的乌托邦，可见的效果是：经济上高速增长的社会里，有越来越多的人饱受痛苦和不幸，贫富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电影、出版品等自主的文化生产领域也因为越来越商业化而逐渐消逝。而能够阻止这一恶性循环的集体机制（ 即“公共”概念的普遍价值的看护者——国家）也受到破坏。在国家里，在企业里，优胜劣败的观念大行其道，加上对赢家的崇拜，人与人之间无所不争，无所不斗，犬儒盛行。
新自由主义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特权的社会正统论”的支持力量非常强大，主要来自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包括资本投资者、金融操作者、企业经营者、保守政治人物、财经高官、以及某些害怕承受任何风险的保守中产阶级。他们所代表的这股政治经济力量，倾向于扩大经济及社会的分裂，藉此在现实社会中以建构维系其利益基础的经济理论。
因此，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是艰难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能够怎么做呢？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做一个傻x，或做一个亡命之徒”（王小波语）吗？
2010.6
为什么说整个社会是一个更大的富士康？——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富士康N连跳（据我所查证的信息，N=13）之后，我本认为媒体和社会应该对这样的社会问题作出更深的探讨、分析，挖掘其根源问题。但我所看到的讨论，仍然大多停留在员工心理问题的层面，稍有深入的，也仅仅是对点到中国制造业转型为止。当然，也有说到政治制度问题的，我倒不认为这是政治制度能解决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富士康厂区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非太大社会问题。这种观点太想当然了。全国平均自杀率没有太大参考价值，因为自杀率由于年龄、性别、地域、经济状况等多方面参数的变化而变化，全国平均自杀率是将所有变量混为一体而谈的，可能A是80岁老人由于无法忍受病痛而自杀，B是20岁少女因情所困而自杀，C是40岁中年男子因破产而自杀，这些全部都算进平均自杀率。而此次集中于富士康深圳厂区，年龄段为18-24岁，收入较低的普通工人，连续跳楼自杀，是非常集中的自杀行为，社会应当对此有所反省。
有人说了，走出富士康，又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富士康，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富士康与“更大的富士康”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让处于它们之中的人们对未来没有太多的期望，人们看不到未来。社会的阶层与阶层之间，上升流动的空间和可能性太小。造成这中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财富分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而本文尝试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
至于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与凯恩斯理论的恩仇，与马克思主义的瓜葛，情自行查阅wiki
统治者永远都需要合理化他们特权的一套神话，一套可以从理论上替他们特权辩护的社会正统论。其中以个人能力（天赋异禀）做为区别彼此，正是这套统治者及其他人所接受之社会正统论的核心。 ——韦伯（Max Weber）
新自由主义，则是为资本市场作辩护的一种社会正统论。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营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神话”，这个神话主要由两部分构成：1.人生而平等；2.功绩主义。
生而平等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兴起加上宗教的世俗化，打破了原本由皇家贵族和教会所控制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这种变革打破了旧的范式（norm），创造出很多个人神话，比如平民跃入上流社会，贵族落魄成街头小丑。这仿佛在告诉我们，阶级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在社会里的向上流动。这是个美丽的理想，源自于一种“人人生而平等”的精神，没有一种明显的阶级分割的存在。但事实上，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中，这种平等主义的理想，只停留在表面上，成了实质上的巨大不平等的掩盖工具。
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就是由于资本市场的经济制度所造成的，是先天性的。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当中，表面上看，是拥有劳动力一方(工人)，与拥有资本一方（资本家），签署双方自愿的合约，然后从事生产，生产创造的价值按照之前签订的合约进行分配。只要不拖欠工资，这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公平正义的制度。但实际操作上，拥有资本一方，具有极大的权力优势，这不完全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民主制度下可能对劳动力有更多保障，比如：罢工权，集体谈判权，最低工资等等。但这也只是在现行制度上稍微有点提升，本质上资本权力远大于劳动力权力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为了说明资本权力优势这一点，我举个例子。我们假设有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所有人都是勤劳善良的好人。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村子里面所有的土地，都是一个人的，这个人就是王二，其他的人都是佃农，只能靠租王二的地进行耕种。王二也是一个好人，他从不对土地进行主动的加租，并且自己也从事耕种劳动。这一年秋天，丰收了，大家收成都很好，除了自己够吃和交地租外，还卖了很多钱。佃农A就想租更多的地，第二年就可以赚更多。但是王二家的地已经全部平均地租出去了，没有荒地可以再租给A。A就找王二商量说，我比B出价高10%，你把B的地租给我。这时，B又不干了，B也想多租地，第二年赚更多，于是B就出价比A还高10%，要租A的地。就这样，收成好的年份，租地价格水涨船高，导致的结果是，大家赚来的钱最终都跑到王二那里去了，于是大家永远贫困，但是王二也很无辜，他从来没有主动地进行加租。这就是资本权力优势，这种优势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先天性决定的。
（或许有人说资本家拥有资本（王二拥有土地）的先天优势，是靠个人祖祖辈辈努力得来的。这种想法有点天真，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就要回到“初得正义”（justice in initial acquisition）的讨论。政治哲学上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在此不多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够理所当然地拥有比别人多的资本，人的劳动本身并不能把某些资本正义地变为私有。）
因此，在现行资本市场运作的体制下，人人平等只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神话，或者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当生而平等的概念遇到现实中悬殊的不平等的时候，巨大的焦虑和压力就出现了。在当今社会，一个人想要成为像比尔盖茨一样出名和富有的难度，和十七世纪的农夫想要进入皇室的困难程度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当今社会与中世纪的区别在于，当今社会并不让你感觉到这一点困难。各种媒体和宣传工具在此扮演了极具杀伤力的角色，它们做出各种专题专访栏目，告诉人们， 只要你有激情，对新兴科技有创新的想法，再加上自家的车库，你就能成为比尔盖茨。
这种媒体的鼓吹，可以以各大书店为例。当你走进一间连锁书店，比如商务印书馆，首先摆在你面前的是一大堆成功学书籍。仔细研究这些成功学书籍，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告诉你“你可以做到！你一定会成功！没有不可能！”；第二种则是教导你如何处理一些被称为“自我认知低落”（其实就是“自卑”）的问题。这两种书之间存在一种互动性，它们让读这些书的人觉得，“我可以做到任何事，如果我认为我不能做到，是因为我自我认知低落的问题。”
平等主义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当今社会还远远不是一个平等社会。生而平等的神话掩盖了现行劳资关系中的不平等，也屏蔽掉了人的出身，教育与机遇所带来的变化，使得人们对自己的价值充满的怀疑，而对现行制度却缺乏反省和质疑。
功绩主义
所谓功绩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论功行赏，一个人的所得应该与他的功绩（才能）所匹配。这本生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一个人有天分有动力有技能，就会逐渐攀上社会的高层。功绩主义的盛行，导致了严重的精英统治主义：比如新加坡在很早的阶段就将人按等级划分。
本来按照一个人的才能而给予他应有的位置和奖励是一个看上去不错的制度。但功绩主义是一个神话，因为他忽视了人在出身，环境，受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取得功绩除了需要才能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展现才能的机会，一个普通新加坡人和李光耀的儿子比，显然没有什么展现的机会。其次，对于功绩，我们也缺乏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以至于对于我们对于功绩的判断只能基于现行建制，而在现行建制之外，甚至背离现行建制的功绩，无法得到认可。这两点就导致了功绩主义必然走向寡头统治，绝大多数的“大众”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到“精英”们的游戏里。
功绩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精英”的筛选是看一个人过去的表现，而不是看一个人到一个新位置以后能够带来些什么。因此，在功绩主义的神话下，会出现一种社会流动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精英”们获得功绩，向上流动，再获得功绩，再向上流动，最后达到一个他们无法胜任的位置。
更糟糕的是，功绩主义的盛行，将弱势群体标签化。当你真的相信一个社会之中，所有做出最大贡献的人都爬到了最顶层的地位，那你也潜在地默认了那些处于我们社会底层的人，都是活该，并且丑陋地认为他们就是应该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也就是说，一个人人生中的获得与遭遇，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他的功绩或者他活该。
功绩主义，让那些不处于社会顶层的人被认为是不成功，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被刻薄地称为失败者，并且使这种失败的面目更加支离破碎。在功绩主义大行其道之前，如果人们遇上一个行乞的穷人，人们通常称之为“不幸的人”，潜在的意思是，财富没有眷顾这个人，他没有财富，是因为他很“不幸”；但是在今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会被恶劣地称为“失败的人”，这就是源于功绩主义造成的“自己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人生信仰的变化。这一点，也可以从越强调个人主义的地区自杀率越高看出来。人们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极端地完全归咎于自己。
以上谈到的两点——“平等主义”和“功绩主义”都是新自由主义营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让当今社会的人们对自己短暂的生命有着前所未有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现行资本市场里是不切实际的，而新自由主义神话又让人们忽视了这种现行建制的问题，而极端地将这种期待的失败归咎于个人。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个人生命的过于焦虑但又没有出路。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上的政策，将经济和社会一分为二，过于追求经济发展和稳定，而忽视了社会的需要和牺牲掉的社会成本。新自由主义借着一种狭隘又严格的理性，即个人理性，和一些纯粹数学的抽象方法，披着理性科学的外衣，将福利国家建立过程中争取到的社会权益逐渐蚕食。对自由市场的崇拜，使得国家角色在经济事务中逐步退出，而使得资本一方的先天性优势更加无法无天。（当然，中国不存在这点，中国没有福利资本主义过。）
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也造成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的危机。这正充分反映出人民对于国家作为公共利益负责人的绝望心态。当人们对国家和公共福利进入信心危机的时候，可以看到两样东西的盛行：在领导者那里，是贪污腐败，这和对公共事务的漠视有关；在被统治者那里，则是个人的宗教狂，因为他们对于诉诸现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上也形成到处工作不稳定的现象。工作不稳定现象影响所及不仅是工作者的心理层面，更影响了社会与经济层面。而且不只是在民企，在公共部门里也是，有越来越多临时代理的工作。临时工不具有全职合同工的福利与保障，这种临时工的生产关系，把原来资本市场所拥有的“合同正义”也牺牲掉了。工作不稳定对劳动者影响巨大，未来变得不确定，使之无法做理性的预期，生存的结构性破坏，包括时间、空间结构的被剥夺。
这种不确定感会一直在那里，无时无刻的存在每个人脑海里。也存在于意识与无意识之中。因为有一大群文凭制造出来的后备军，让每个有工作的人强烈感觉到他个人的可替代性。他之所以能有工作，仿佛是被赋予的一种特权，一种脆弱而且受到威胁的特权。客观的不安全感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主观不安全感。这不只是影响到所有的工作者，甚至也可以影响到那些没有（或还没有）直接受到打击的人。这种集体不安全感心态，是士气低落及社会动员瓦解的根源，更是造成人们之间抢工作现象原因。这种比企业间的竞争更为野蛮的抢工作现象，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的根源，使得团结互助的价值及人情味都破坏殆尽，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
工作的不稳定除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间接地也影响及其他人，不只是因为它所引起的恐惧，而且还因为有系统地利用所谓的不稳定化（工作临时化）策略来制造恐惧。例如所谓的弹性化措施（包括工时、工资等），就是利用塑造一种不安全感的状态来从中获利，而弹性化又同时强化这种不安全感。它压低成本，而成本要压低，这就要使工作者永远处于一种会失去工作的危机中。
如此一来，工作的不稳定现象被纳入一种新形式的宰制模式中。这种宰制模式，是建基在不安全感的普遍化及永久化之上，目的在使工作者变得顺服，并且接受剥削。此即所谓的弹性剥削（flexploitation）概念。这个概念，提到不安全感的理性管理，特别是透过生产空间的操纵，在社会权益最多、工会最有组织的国家（这和一国之领土及国家历史有关）的工作者，和社会权益上较落后国家之工作者之间，制造竞争。并且借着表面中立的机制（如政府中的劳动主管部门），击破抵抗的力量，获得屈服和顺从。工作不稳定所造成的屈服态度，是成功剥削的条件，其所靠的基础，是为数越来越多的不工作者，和为数越来越少的工作者（但其工作分量也越来越重）之间的划分。
这种新兴的优胜劣败制度，在不安全感、受苦及紧张状态之中，找到工作者对工作及企业臣服的原动力。其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运作，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因为有工作不安全感的惯习；其次，则是在各个工作阶层（甚至包括最高阶层的管理干部阶层）中，都存在着有一大群被工作不稳定及长期失业威胁所驯化的后备劳动力。这两者一起造成工作不稳定化的惯习。这个由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秩序（高举个人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的最终基础，其实正是失业、工作不稳定及害怕解雇之威胁所构成的结构性暴力。职业阶层，到越来越近的整个社会阶层，似乎是建基在一种由能力或更糟糕的智力来决定的层级上（功绩主义）。
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建立起的乌托邦，可见的效果是：经济上高速增长的社会里，有越来越多的人饱受痛苦和不幸，贫富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电影、出版品等自主的文化生产领域也因为越来越商业化而逐渐消逝。而能够阻止这一恶性循环的集体机制（ 即“公共”概念的普遍价值的看护者——国家）也受到破坏。在国家里，在企业里，优胜劣败的观念大行其道，加上对赢家的崇拜，人与人之间无所不争，无所不斗，犬儒盛行。
新自由主义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特权的社会正统论”的支持力量非常强大，主要来自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包括资本投资者、金融操作者、企业经营者、保守政治人物、财经高官、以及某些害怕承受任何风险的保守中产阶级。他们所代表的这股政治经济力量，倾向于扩大经济及社会的分裂，藉此在现实社会中以建构维系其利益基础的经济理论。
因此，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是艰难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能够怎么做呢？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做一个傻x，或做一个亡命之徒”（王小波语）吗？
2010.6
2010年6月4日星期五
必须感谢
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豆瓣，感谢默默无闻的管理员。
——题记
我的豆瓣帐号被封禁3天后按时复活。
作为天朝境内运营网站之一，又是用户提供内容的社区网站，我非常理解豆瓣想赚钱就必须做奴才的行为。将心比心，如果本人有一天也拥有一家中国国内运营的4000万注册用户的网站，我也不想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导致网站关闭，而豆瓣正在第二次融资后迅猛发展的紧要关头，无论是创办者还是投资方都不愿看到任何尴尬的结局。(毕竟“饭否”这样的烈士型网站，虽然建立了团队口碑，但毕竟圈人赚钱还是远远不及豆瓣团队。)
但是，做人要厚道，做奴才也一样，要适可而止。豆瓣长期以来对敏感内容的监控是我在墙内网站遇到的算是还算有点人性的。通常来讲，未通过审核的内容，都会原文发往用户邮箱；“不利于网站运营”的已发表内容，通常会转为“仅自己可见”；参加的活动和小组，若被删除，也会豆油告知。总之，不会莫名其妙人间蒸发，对于敏感日的账户封禁，也是三天而止，不会像臭名昭著的“人人网”永久封禁。（本人两次帐号被人人网封禁，第一次是去年这个时候，第二次是去年圣诞节。后来我就没有了人人网账户，也不再申请，主要原因是上人人网的人都长得太丑了，不如豆瓣的各位年轻美丽。）
anyway,在这审核与封禁上，豆瓣管理员比人人网厚道多了，这一是豆瓣作为我墙内唯一常用网站的原因。在此，我向豆瓣管理员授予我的个人颁发奖项——境内最佳奴才奖。
曾经一位牛逼轰轰的农民艺术家勃勃滴烂大叔曾经说过，“不管什么原因，被禁止永远是一种没有授勋仪式的荣誉。”作为一名狂热的农民艺术爱好者，我对前辈大叔的名言有着义无反顾的迷信。因此，特此感谢豆瓣管理员授予我如此高贵的荣誉。
——题记
我的豆瓣帐号被封禁3天后按时复活。
作为天朝境内运营网站之一，又是用户提供内容的社区网站，我非常理解豆瓣想赚钱就必须做奴才的行为。将心比心，如果本人有一天也拥有一家中国国内运营的4000万注册用户的网站，我也不想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导致网站关闭，而豆瓣正在第二次融资后迅猛发展的紧要关头，无论是创办者还是投资方都不愿看到任何尴尬的结局。(毕竟“饭否”这样的烈士型网站，虽然建立了团队口碑，但毕竟圈人赚钱还是远远不及豆瓣团队。)
但是，做人要厚道，做奴才也一样，要适可而止。豆瓣长期以来对敏感内容的监控是我在墙内网站遇到的算是还算有点人性的。通常来讲，未通过审核的内容，都会原文发往用户邮箱；“不利于网站运营”的已发表内容，通常会转为“仅自己可见”；参加的活动和小组，若被删除，也会豆油告知。总之，不会莫名其妙人间蒸发，对于敏感日的账户封禁，也是三天而止，不会像臭名昭著的“人人网”永久封禁。（本人两次帐号被人人网封禁，第一次是去年这个时候，第二次是去年圣诞节。后来我就没有了人人网账户，也不再申请，主要原因是上人人网的人都长得太丑了，不如豆瓣的各位年轻美丽。）
anyway,在这审核与封禁上，豆瓣管理员比人人网厚道多了，这一是豆瓣作为我墙内唯一常用网站的原因。在此，我向豆瓣管理员授予我的个人颁发奖项——境内最佳奴才奖。
曾经一位牛逼轰轰的农民艺术家勃勃滴烂大叔曾经说过，“不管什么原因，被禁止永远是一种没有授勋仪式的荣誉。”作为一名狂热的农民艺术爱好者，我对前辈大叔的名言有着义无反顾的迷信。因此，特此感谢豆瓣管理员授予我如此高贵的荣誉。
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
出埃及记
旧文。写于2008.2.4
严重剧透。
——————————————————————
这是一部躺在我电脑里半年多的电影，昨天跟一个基督徒傾的时候提到摩西，突然想起这个电影，虽然知道跟基督教没什么关系，但是还是拿出来看了看。
之前一直没看的原因是，下载这个电影时，看到影片简介的最后一句：原来世上之男人，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坏男人，和更坏之男人。就觉得这电影没什么意思。但是后来内地在引进的时候，被广电封了，给出的原因是“内地不存在暗杀男士的妇女组织”。我一下就惊了，原来我们中国内地存在变形金刚啊，而且就藏在三峡大坝下面。
今天看了这个电影，原来EMULE上给出的那个电影简介是傻逼写的，我靠。这跟男人女人什么的有什么联系啊，情感戏仅仅是噱头，拿温碧霞换票房用的，真正要驾驭的东西早高于对于感情的调侃了。
电影主要讲的是少数人追求真理与公义VS多数人信奉制度与规则。
在一个理性、自由、民主、健康的社会里，这两点本来是不矛盾的，但是，由于权力的失衡，政府的存在和传统思维及愚民教育的干扰，导致某些制度与规则并不能体现真理与公义。
电影里说“原來呢個世界入面有一啲嘢，荒謬到某一個程度嘅時候，就冇人會信”。荒谬的，不是女人杀男人的组织，而是每天都有少数个体被抛弃在制度之外，他们在挣扎，却不断被排挤和边缘化。他们为自己认为不公义的事反抗，呐喊出不同的声音，然而大多数人由于信奉规则与制度，对他们熟视无睹，甚至指责、规劝。
这也是理想主义VS现实主义。我相信20岁以前，大多数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为人正直，相信公义。而中国在30岁以上的成年人，能自称理想主义的有多少呢？有的人，由于受社会风气或者传统思维影响，逐渐转变为现实主义者；有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屡受打击，越磨越滑，沦为圆滑世故的人。这并没有错，也没什么好指责，只不过是因为不够坚强，或是出于生计的考虑。但是，这并不代表成熟，理想主义不是幼稚，只不过是坚持自己年轻时的愿望不愿背弃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想法，这些都是对人生不同的理解和对自己不同的定位而已。只不过在中国的成年人世界里，大多数都如同被阉割一般，这也就令《色戒》被删可以理解了，中国内地没有梁朝伟那样的蛋蛋。这让我想起前两天看的一个短小的黑色幽默漫画《我的J8没了》。
电影中张家辉调查一个荒谬的组织，他属于社会的底层，住在破烂的货房，临死之前还要找温碧霞拿钱逃命，最后还是惨死。他做错了什么？为何落得如此下场？他只是为了一个真相。任达华接着继续挣扎，最后任达华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也终于放弃了，片尾任达华和温碧霞唱的《小城大事》，像是一首哀歌，哀悼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死亡，哀悼这个城市，哀悼任何一个对公义和真理执着的人，任何一个包有理想的人，任何一个不甘心相符这个扭曲悖谬世界的人。电影最后，任达华在考场上不住的打嗝，这就是他的结局，有一种药，无色无味，吃下去打够100个嗝人就死了。
突然想到去年9月在香港上映时，政府刚刚拆掉皇后码头，抗议的不少，反对抗议的也很多，一些人视抗议者的绝食行为为荒谬，说这只不过是一个老码头，老建筑。这些目光浅显的人看不到事情背后的影响。政府拆天星，拆皇后，然后是任意一栋曾经被喜欢的公共建筑。今天拆掉的是城市的硬件，明天可以拆掉城市固有的信念和价值观。然后大多数麻木的看客们，他们选择熟视无睹，选择silent suffer，选择发展经济，选择迎合市场。
麻木是不能保护自己的，马丁尼默勒说：德国最先逮捕共产党员，我因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抗议。随后他们逮捕犹太人，我因为不是犹太人，所后来，他们逮捕工会会员，我因为不是工会会员，所以没有抗议。再后他们逮以没有抗议。捕天主教徒，我因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没有抗议。最后他们逮捕我，这时已经没有剩下几个人起来抗议了。
香港九七之后经济几次大起大伏，表现出这个城市的不稳定状况和强劲的改革趋势。如今，恒生指数又到30000，大多数人麻木的忘记了八万五，忘记了廿三条，忘记了负资产，忘记了天星皇后，忘记了扎铁工人，忘记了美丽的维港，忘记了头顶的星空。能激起我们记忆的，是电影中詹瑞文的一个眼神，和强烈地想挣脱戒指的愿望。有些事情，到了难以言语，又不得不说的地步，就只能提升一个层次来表达。
但是，谁来指引我们穿越红海走出埃及呢？这个时代，没有神，连摩西都没有。
另外，电影中的任达华已经有了摩西120年中前40年和中40年的影子了。是否导演在暗示他的想法呢。是需要神的指引的时候了。
严重剧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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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躺在我电脑里半年多的电影，昨天跟一个基督徒傾的时候提到摩西，突然想起这个电影，虽然知道跟基督教没什么关系，但是还是拿出来看了看。
之前一直没看的原因是，下载这个电影时，看到影片简介的最后一句：原来世上之男人，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坏男人，和更坏之男人。就觉得这电影没什么意思。但是后来内地在引进的时候，被广电封了，给出的原因是“内地不存在暗杀男士的妇女组织”。我一下就惊了，原来我们中国内地存在变形金刚啊，而且就藏在三峡大坝下面。
今天看了这个电影，原来EMULE上给出的那个电影简介是傻逼写的，我靠。这跟男人女人什么的有什么联系啊，情感戏仅仅是噱头，拿温碧霞换票房用的，真正要驾驭的东西早高于对于感情的调侃了。
电影主要讲的是少数人追求真理与公义VS多数人信奉制度与规则。
在一个理性、自由、民主、健康的社会里，这两点本来是不矛盾的，但是，由于权力的失衡，政府的存在和传统思维及愚民教育的干扰，导致某些制度与规则并不能体现真理与公义。
电影里说“原來呢個世界入面有一啲嘢，荒謬到某一個程度嘅時候，就冇人會信”。荒谬的，不是女人杀男人的组织，而是每天都有少数个体被抛弃在制度之外，他们在挣扎，却不断被排挤和边缘化。他们为自己认为不公义的事反抗，呐喊出不同的声音，然而大多数人由于信奉规则与制度，对他们熟视无睹，甚至指责、规劝。
这也是理想主义VS现实主义。我相信20岁以前，大多数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为人正直，相信公义。而中国在30岁以上的成年人，能自称理想主义的有多少呢？有的人，由于受社会风气或者传统思维影响，逐渐转变为现实主义者；有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屡受打击，越磨越滑，沦为圆滑世故的人。这并没有错，也没什么好指责，只不过是因为不够坚强，或是出于生计的考虑。但是，这并不代表成熟，理想主义不是幼稚，只不过是坚持自己年轻时的愿望不愿背弃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想法，这些都是对人生不同的理解和对自己不同的定位而已。只不过在中国的成年人世界里，大多数都如同被阉割一般，这也就令《色戒》被删可以理解了，中国内地没有梁朝伟那样的蛋蛋。这让我想起前两天看的一个短小的黑色幽默漫画《我的J8没了》。
电影中张家辉调查一个荒谬的组织，他属于社会的底层，住在破烂的货房，临死之前还要找温碧霞拿钱逃命，最后还是惨死。他做错了什么？为何落得如此下场？他只是为了一个真相。任达华接着继续挣扎，最后任达华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也终于放弃了，片尾任达华和温碧霞唱的《小城大事》，像是一首哀歌，哀悼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死亡，哀悼这个城市，哀悼任何一个对公义和真理执着的人，任何一个包有理想的人，任何一个不甘心相符这个扭曲悖谬世界的人。电影最后，任达华在考场上不住的打嗝，这就是他的结局，有一种药，无色无味，吃下去打够100个嗝人就死了。
突然想到去年9月在香港上映时，政府刚刚拆掉皇后码头，抗议的不少，反对抗议的也很多，一些人视抗议者的绝食行为为荒谬，说这只不过是一个老码头，老建筑。这些目光浅显的人看不到事情背后的影响。政府拆天星，拆皇后，然后是任意一栋曾经被喜欢的公共建筑。今天拆掉的是城市的硬件，明天可以拆掉城市固有的信念和价值观。然后大多数麻木的看客们，他们选择熟视无睹，选择silent suffer，选择发展经济，选择迎合市场。
麻木是不能保护自己的，马丁尼默勒说：德国最先逮捕共产党员，我因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抗议。随后他们逮捕犹太人，我因为不是犹太人，所后来，他们逮捕工会会员，我因为不是工会会员，所以没有抗议。再后他们逮以没有抗议。捕天主教徒，我因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没有抗议。最后他们逮捕我，这时已经没有剩下几个人起来抗议了。
香港九七之后经济几次大起大伏，表现出这个城市的不稳定状况和强劲的改革趋势。如今，恒生指数又到30000，大多数人麻木的忘记了八万五，忘记了廿三条，忘记了负资产，忘记了天星皇后，忘记了扎铁工人，忘记了美丽的维港，忘记了头顶的星空。能激起我们记忆的，是电影中詹瑞文的一个眼神，和强烈地想挣脱戒指的愿望。有些事情，到了难以言语，又不得不说的地步，就只能提升一个层次来表达。
但是，谁来指引我们穿越红海走出埃及呢？这个时代，没有神，连摩西都没有。
另外，电影中的任达华已经有了摩西120年中前40年和中40年的影子了。是否导演在暗示他的想法呢。是需要神的指引的时候了。
2009年10月13日星期二
没有被国庆
国庆节香港只放一天假，星期四。
由于我星期五没课，所以加上周末还是有4天，再翘掉周三只有两节，就有5天了，不得不耍一下。
说来我这学期课表非常畸形。周一7节连堂，周二两节，周三两节，周四直接9节，周五day off。一半天堂一般地狱。
另外，这学期6个project，辛勤不分昼夜。
国庆去了张家界，凤凰。国庆对我的价值就是放假。还有人发短信或email来问我有没有看阅兵式，那个什么方阵多么牛逼，哪个飞机大炮什么型号，按钮一按 就能炸死地球对面几百万人。这些都是你们这些暴民稀罕的，关我屁事。很同情北京的朋友们，因为一个政权在几十年前的建立，而不能在几天内坐地铁，去市中 心，甚至买菜刀回去跟你妈做饭，我怀疑北京连打酱油都禁了。
推荐喜欢看阅兵式的朋友看一个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里面希特勒的方阵更加威武神勇，极权统治下的德国和如今的朝鲜，集体操才是世界第一，在他们面前，天安门只是尘埃。
另外，据说拍照时，江爷站在了老胡旁边，很多人说，一个已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的普通党员凭什么站在那个位置？
问这样的问题，说明没有深刻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心思想。
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中共提出了探索“中国式民主政治道路”——提速党内民主的制度性举措。党内民主哪里来？当然从派系之争中来。CCP的权利体系类似于 黑社会，即上一层的大哥，罩着自己的小弟；小弟效忠自己的大哥，而对其他比自己地位高的大哥只是尊敬，而不一定从命。所以就有了境外媒体常说的“江派” “胡温派”“太子党”“团派”“上海帮”之说，但是CCP的派系也不是两元化或多元化那么简单，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至高境界。另，在此次四中全 会上，习太子没有获得计划中的提升，可能也跟党内权力的制衡有关。
中共四代领导人，党内的话事权是在递减，到如今已不是能指定太子的时代了。权力的博弈中，除了靠互查贪腐，加之以“双规”为手段外，民意也成了其中的关键力量。党内民主从党内派系斗争中走出来并不是一个妄言。
如何让民意的能力在权力的对决中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勇敢发声，善于发声恐怕才是推动民主的最有效催化剂。
由于我星期五没课，所以加上周末还是有4天，再翘掉周三只有两节，就有5天了，不得不耍一下。
说来我这学期课表非常畸形。周一7节连堂，周二两节，周三两节，周四直接9节，周五day off。一半天堂一般地狱。
另外，这学期6个project，辛勤不分昼夜。
国庆去了张家界，凤凰。国庆对我的价值就是放假。还有人发短信或email来问我有没有看阅兵式，那个什么方阵多么牛逼，哪个飞机大炮什么型号，按钮一按 就能炸死地球对面几百万人。这些都是你们这些暴民稀罕的，关我屁事。很同情北京的朋友们，因为一个政权在几十年前的建立，而不能在几天内坐地铁，去市中 心，甚至买菜刀回去跟你妈做饭，我怀疑北京连打酱油都禁了。
推荐喜欢看阅兵式的朋友看一个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里面希特勒的方阵更加威武神勇，极权统治下的德国和如今的朝鲜，集体操才是世界第一，在他们面前，天安门只是尘埃。
另外，据说拍照时，江爷站在了老胡旁边，很多人说，一个已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的普通党员凭什么站在那个位置？
问这样的问题，说明没有深刻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心思想。
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中共提出了探索“中国式民主政治道路”——提速党内民主的制度性举措。党内民主哪里来？当然从派系之争中来。CCP的权利体系类似于 黑社会，即上一层的大哥，罩着自己的小弟；小弟效忠自己的大哥，而对其他比自己地位高的大哥只是尊敬，而不一定从命。所以就有了境外媒体常说的“江派” “胡温派”“太子党”“团派”“上海帮”之说，但是CCP的派系也不是两元化或多元化那么简单，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至高境界。另，在此次四中全 会上，习太子没有获得计划中的提升，可能也跟党内权力的制衡有关。
中共四代领导人，党内的话事权是在递减，到如今已不是能指定太子的时代了。权力的博弈中，除了靠互查贪腐，加之以“双规”为手段外，民意也成了其中的关键力量。党内民主从党内派系斗争中走出来并不是一个妄言。
如何让民意的能力在权力的对决中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勇敢发声，善于发声恐怕才是推动民主的最有效催化剂。
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
敏感词与敏感词
其实我们对于敏感词的了解，说来说去主要还是来自于最广为流传的那部纪录片《敏感词》（包括香港在内）。所以今年港大学生会前会长（4月被全校公投罢免）才会说出“那个走佬学生领袖敏感词，6月敏感日凌晨让学生去流血，自己去逃离敏感词广场”这样的话。
《敏感词》一片流传盛广，几乎是大多数89后一代了解敏感词的首要途径。并且大多数观看者都信奉该片所述为绝对事实，既有学生领袖的不是，亦有政府当局的血腥。然而，无论《敏感词》一片打着什么纪录片的旗号，不得不强调的是它始终只是一部影片而已，一部影片是无法做到绝对公正客观的，所以结合其他资料了解事件是非常必要的。
今天推荐一篇文章《敏感词与敏感词》，希望不要被封。
另外，为港大前学生会会长及其他看完《敏感词》兴奋不已的人推荐一些资料，虽然我也没全部看完，但也会慢慢看完。
1.《血@￥#@草！#泥%！马#@￥路》，香港拍的纪录片；
3.《铁！#￥！@证如#%@#%山》，书，方舟子；
4.《绝#￥食是怎样发E%$#起的》，王@！多热米#￥丹
6.《六3￥发所拉@四日记》，封￥#@￥从%￥#@%德
7.《人民@！#！@不会忘#@%￥@记》，众多亲历记者学生工人市民，重要！
8.《gglc》，今年出，刚开始看，大家都知道。
另外，今年港大那个敏感词论坛上面很多言论，包括上面提到的前会长和一些内地生的发言，其实都是批评反驳并借此普及常识的好素材，以后有空再讲。
2009年6月2日星期二
香港自由之可喜可悲
類似文章成都著名土匪冉云飛老師于上年來中大時已寫過。 在這里
昨日偶然到灣仔打醬油，路過富德樓獨立媒體，聽說樓上可以打醬油，欣然前往。
席間提到六四在香港的世代傳承問題。內地媒體人北風說，在香港討論的已經是六四是否被遺忘的問題，而在內地甚至連六四是否存在都是個問題。對比起內地的情況，香港完全沒有任何悲觀的借口，這種悲觀主義甚至是一種不道德。
香港的媒體自由雖于近年有所緊縮，但依然相對來講是有很大自由度的。想當年剛入中大時，第一次看到《中大學生報》，不禁又妒又恨，妒這幫家伙手持如此之大的編輯自由，恨這幫蠢貨做出來這么個破爛玩意兒。確實，就算香港如今的傳媒自由，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某些國家，都是用血用命用牢獄之苦都換不來的。
然而香港的傳媒真的自由嗎？真正的自由在于你有自己的思想，而能夠完全不受外界條件約束地去做出自己的表達。與大陸媒體受政府控制淪為官方喉舌不同，香港是一個單一的商業思維模式的社會（以后別再跟我提香港是個多樣化、包容性的國際都市），其媒體受著商業思維的控制。與大一時，我曾有心入讀新聞系，為我辦一個可以“幫助好人，懲治壞人”的雜志的理想奮斗。但中大新聞系（據稱是香港最好的新聞系）完全一種職業化的記者培訓式的教育，令我無比失望。而且這種職業培訓班（我不恥稱之為大學教育）過多強調的是一種消費文化，一種眼球經濟，而非一個傳媒人應有的社會責任和使命。在這樣一個商業思維的環境下，媒體基本上也是市場傾向性的，所持立場并不在以媒體人自身的正義公義為準，而是以市場的偏好為準。再加上親北京派財資豐厚，香港傳媒想要獲得其資金，以及在內地發行的許可，就必須做出一定妥協，于是各媒體對于一些敏感新聞采取回避的態度。于是就有了CCTVB這種貨色。
然而，這種“溫水煮蛙”式的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侵蝕并不是無法抵擋。其關鍵還在于人心，需要人能堅持自己，為良知，為公義，為自由可以放棄利益的誘惑。
曾蔭權說他代表整體香港人，享受了國家發展的好處，做了六四的分贓者。某種程度上，他其實表達了一部分顯示。如今這些背后有著親北京的經濟資助而做出妥協的媒體，不就是分贓者么？他們又怎么好意思說曾蔭權什么呢？游行的隊伍大叫著“曾蔭權！仆街！”的時候，有沒有自省一下自己又是否“仆街”呢？
在這種背景下，香港獨立媒體就顯得尤其重要，不依附于任何財團和平面載體，轉戰互聯網，用最廉價的方式，進行最迅速的信息傳達，不得不說這是新技術媒體帶來的好處。大陸同樣如此，迅速崛起的牛博網，德賽公園，各大獨立博客，越來越普及的翻墻技術，及時信息網站飯否等，都可以說是不斷的擴充者言論的空間及其傳播速度。河蟹和草泥馬的戰爭還在繼續。
香港，每年全球最大的六四悼念晚會舉辦地，可以說是六四這份記憶的最重要守護者。無論是悲觀也好，樂觀也好，我們靠良知堅持做每一件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而不是因為一件事有沒有希望而做。或許，明知一件事沒有希望，但做這件事是正義的，是正確的，也應該堅持去做。
況且，絕望的人早已從天臺跳下去了，只留下我們這些充滿希望的人孤零零的呆在這里，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昨日偶然到灣仔打醬油，路過富德樓獨立媒體，聽說樓上可以打醬油，欣然前往。
席間提到六四在香港的世代傳承問題。內地媒體人北風說，在香港討論的已經是六四是否被遺忘的問題，而在內地甚至連六四是否存在都是個問題。對比起內地的情況，香港完全沒有任何悲觀的借口，這種悲觀主義甚至是一種不道德。
香港的媒體自由雖于近年有所緊縮，但依然相對來講是有很大自由度的。想當年剛入中大時，第一次看到《中大學生報》，不禁又妒又恨，妒這幫家伙手持如此之大的編輯自由，恨這幫蠢貨做出來這么個破爛玩意兒。確實，就算香港如今的傳媒自由，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某些國家，都是用血用命用牢獄之苦都換不來的。
然而香港的傳媒真的自由嗎？真正的自由在于你有自己的思想，而能夠完全不受外界條件約束地去做出自己的表達。與大陸媒體受政府控制淪為官方喉舌不同，香港是一個單一的商業思維模式的社會（以后別再跟我提香港是個多樣化、包容性的國際都市），其媒體受著商業思維的控制。與大一時，我曾有心入讀新聞系，為我辦一個可以“幫助好人，懲治壞人”的雜志的理想奮斗。但中大新聞系（據稱是香港最好的新聞系）完全一種職業化的記者培訓式的教育，令我無比失望。而且這種職業培訓班（我不恥稱之為大學教育）過多強調的是一種消費文化，一種眼球經濟，而非一個傳媒人應有的社會責任和使命。在這樣一個商業思維的環境下，媒體基本上也是市場傾向性的，所持立場并不在以媒體人自身的正義公義為準，而是以市場的偏好為準。再加上親北京派財資豐厚，香港傳媒想要獲得其資金，以及在內地發行的許可，就必須做出一定妥協，于是各媒體對于一些敏感新聞采取回避的態度。于是就有了CCTVB這種貨色。
然而，這種“溫水煮蛙”式的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侵蝕并不是無法抵擋。其關鍵還在于人心，需要人能堅持自己，為良知，為公義，為自由可以放棄利益的誘惑。
曾蔭權說他代表整體香港人，享受了國家發展的好處，做了六四的分贓者。某種程度上，他其實表達了一部分顯示。如今這些背后有著親北京的經濟資助而做出妥協的媒體，不就是分贓者么？他們又怎么好意思說曾蔭權什么呢？游行的隊伍大叫著“曾蔭權！仆街！”的時候，有沒有自省一下自己又是否“仆街”呢？
在這種背景下，香港獨立媒體就顯得尤其重要，不依附于任何財團和平面載體，轉戰互聯網，用最廉價的方式，進行最迅速的信息傳達，不得不說這是新技術媒體帶來的好處。大陸同樣如此，迅速崛起的牛博網，德賽公園，各大獨立博客，越來越普及的翻墻技術，及時信息網站飯否等，都可以說是不斷的擴充者言論的空間及其傳播速度。河蟹和草泥馬的戰爭還在繼續。
香港，每年全球最大的六四悼念晚會舉辦地，可以說是六四這份記憶的最重要守護者。無論是悲觀也好，樂觀也好，我們靠良知堅持做每一件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而不是因為一件事有沒有希望而做。或許，明知一件事沒有希望，但做這件事是正義的，是正確的，也應該堅持去做。
況且，絕望的人早已從天臺跳下去了，只留下我們這些充滿希望的人孤零零的呆在這里，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五四之性空间
五四运动90周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清末民初确实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英雄美女才子佳人在此云集，多如牛毛就像当今的啃家财子和化妆佳人。在当时那样浪漫与风骚并存，热血与温情齐飞的时代，徐志摩与陆小曼，鲁迅与许广平，梁思成与林徽因。。。这些郎才女貌女才郎貌不仅相貌亮丽不俗，而且生性风流潇洒，革命的革命，私奔的私奔，殉道的殉道。一时间，中国上下风生水起，一片乱世辈有才人出的风光景象。
奇怪的是，当时是有配婚习俗的。男女结合讲究门当户对，鲁迅甚至是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被母亲定下了婚约。可是鲁迅这个不孝子（俗称“不乖”），竟然说朱安不是他的妻子，只是他母亲的媳妇。在被迫娶入朱安以后，鲁迅竟大逆不道的从不与朱安同床，甚至不与朱安对话。直至四十多岁才与许广平过上了多年的同居生活。
按照当时中国的婚俗，这批五四才子都是有一个来自父辈指定的小老婆的。然而才子太爱风流，在享受父母多年的抚养恩情之后，居然违背父母意愿，竟然搞起了自由恋爱。人怎么能够自由恋爱呢？这在当时是在是太道德败坏了。嫁娶婚事应该是两家人的事情，而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婚娶是人生大事，这要是由着当事人的性子来那还了得？那整个社会岂不是乱套了？那纯洁的青少年岂不是会被带坏了？这帮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带头这样做，岂不是在教唆中小学生走向道德败坏的深渊？
这样的逻辑直到今天不灭。只是能否自由恋爱变成了能否对性进行公开讨论，恋爱婚娶的自由扩展到了同性的领域。而其本质上不变的是，性空间的自由度可扩展到多大。五四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破旧立新”，其立足于对于传统文化世俗观念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九十年来是进步很小的，对于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和价值，我们生下来就被灌输，很多时候并没有经过理性的辨别就盲目接受，而一旦有人提出来讨论（只是讨论，并没说反对），就觉得大逆不道，道德败坏（尤其在性这个话题上面，我们的文化通常都是很回避的）。
历史上对于传统的反思，对于世俗观念的挑战，通常是以启蒙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西方多为哲学家思想家，五四主要是海归文人）。五四时期的这批知识分子，都是学贯中西文理兼备的，那些声称要废掉文言文的，自己对这些传统国学有很深造诣，而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的，大多毕业自世界知名学府。反观我们现在，所谓人才往往只是精修某一方面，文化人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理工人又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一些激进的，先锋的文化界社运界人士，如果对传统的历史的了解极为浅薄，那他们又在叫唤着反对些什么呢？
五四运动成功的扩展了当时的性空间，却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国人反思传统挑战世俗的思想束缚，将问题遗留给了后人。然而，俱往矣，属风流人物，今朝实在不足观。
清末民初确实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英雄美女才子佳人在此云集，多如牛毛就像当今的啃家财子和化妆佳人。在当时那样浪漫与风骚并存，热血与温情齐飞的时代，徐志摩与陆小曼，鲁迅与许广平，梁思成与林徽因。。。这些郎才女貌女才郎貌不仅相貌亮丽不俗，而且生性风流潇洒，革命的革命，私奔的私奔，殉道的殉道。一时间，中国上下风生水起，一片乱世辈有才人出的风光景象。
奇怪的是，当时是有配婚习俗的。男女结合讲究门当户对，鲁迅甚至是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被母亲定下了婚约。可是鲁迅这个不孝子（俗称“不乖”），竟然说朱安不是他的妻子，只是他母亲的媳妇。在被迫娶入朱安以后，鲁迅竟大逆不道的从不与朱安同床，甚至不与朱安对话。直至四十多岁才与许广平过上了多年的同居生活。
按照当时中国的婚俗，这批五四才子都是有一个来自父辈指定的小老婆的。然而才子太爱风流，在享受父母多年的抚养恩情之后，居然违背父母意愿，竟然搞起了自由恋爱。人怎么能够自由恋爱呢？这在当时是在是太道德败坏了。嫁娶婚事应该是两家人的事情，而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婚娶是人生大事，这要是由着当事人的性子来那还了得？那整个社会岂不是乱套了？那纯洁的青少年岂不是会被带坏了？这帮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带头这样做，岂不是在教唆中小学生走向道德败坏的深渊？
这样的逻辑直到今天不灭。只是能否自由恋爱变成了能否对性进行公开讨论，恋爱婚娶的自由扩展到了同性的领域。而其本质上不变的是，性空间的自由度可扩展到多大。五四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破旧立新”，其立足于对于传统文化世俗观念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九十年来是进步很小的，对于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和价值，我们生下来就被灌输，很多时候并没有经过理性的辨别就盲目接受，而一旦有人提出来讨论（只是讨论，并没说反对），就觉得大逆不道，道德败坏（尤其在性这个话题上面，我们的文化通常都是很回避的）。
历史上对于传统的反思，对于世俗观念的挑战，通常是以启蒙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西方多为哲学家思想家，五四主要是海归文人）。五四时期的这批知识分子，都是学贯中西文理兼备的，那些声称要废掉文言文的，自己对这些传统国学有很深造诣，而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的，大多毕业自世界知名学府。反观我们现在，所谓人才往往只是精修某一方面，文化人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理工人又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一些激进的，先锋的文化界社运界人士，如果对传统的历史的了解极为浅薄，那他们又在叫唤着反对些什么呢？
五四运动成功的扩展了当时的性空间，却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国人反思传统挑战世俗的思想束缚，将问题遗留给了后人。然而，俱往矣，属风流人物，今朝实在不足观。
2009年4月28日星期二
北大：从自由到自渎
陈一愕已经帮助我证明中文大学是香港第一大学。
下面，有人证明中文大学超过北大成为中国文科类第一大学。
一个缺乏通识教育的大学不是一个好大学——这句话送给港大。
一个缺乏自由氛围的大学简直不能成为大学——这句话说给北大。
以后再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中文大学的时候，我就冲他调皮的一笑，哼哼。
任彦芳：北大的耻辱——在北大111周年校庆校友会上的
【新世纪特稿2009年4月25日】各位校友：
我上台来讲话，是想通报一个事：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前，北大出版社要出一部书，都发了广告了，这部书是一百八十八名北大校友写的怀念北大的书，是发扬五四精神的书，这部书由北大季羡林先生题写了书名《梦萦未名湖》。有前任校长丁石荪、陈佳洱和当时现任校长许智宏题词。作者有九十六岁高龄的教授，有年二十四岁的研究生，时间跨了七十多年，这部书从2004年，征集文稿，到2008年编完，花时五年，这部书理应由北大出版社出版。2008年初，北大出版社按着上边的对出版的控制要求，将三十多名校友的稿子删除，由全书五十万字变成三十多万字。为了能面世，主编只能服从出版社要求。这样北大出版社便决定2008年4月出版，以迎接北大校庆110周年。没有想到在书正印时，出版社接到了一个电话，据说是中宣部的什么人打来的，叫这本书停印。是何人，是因为什么，没有说，也没有发一个正式的文字。就这样，这部书便死于胎腹。
事发生后，主编多次和北大出版社领导谈，他们表示无奈。到现在又一年过去了，北大出版社仍没有动静，据说想通过教育部有关人员向上级反映此事。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这就是北大出版社。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的五四精神吗？一百八十多校友，想发出一点怀念北大的声音，便被扼住喉咙，不许出声，而这一百八十多校友，也便任其扼住，没有再做声，只等待有人开恩，让出版社放行。
这部书有什么错误？不知道。是有人不适合写文章，是被内部控制的人吗？没有人说明。你们说出，哪篇文章不合你们的要求，我们删除还不行吗？不行，不定罪，便判了死刑或无期徒刑。我想今年总该放行了吧？我刚才问了副主编，他说仍没有动静。那就让它死吧。
这是北大发生的事吗？正是今天的北大发生的。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有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也有学生自办的《新潮》、《国民杂志》，北大给予了资金的支持。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 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我今天在这儿是呼唤北大民主精神的回归。而现在是犬儒主义盛行的年月，这不是北大应有的品格。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想起五十年前，我们中文系决定写一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电影剧本，我和张炯等四位同学参加，由系主任杨晦做顾问。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写出来了，北影很重视；1960年，我们北大毕业，北影又请我们去修改了一稿，最后因为对历史人物评价没有定论而停下；二十年后，我又被请到北影，是因为夏衍同志建议的，他说，现在有四五，当年有五四，这精神是相通的。于是我又写出了一稿，并且有朱今明导演，但到今天仍没有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搬上银幕。为什么会这样，不也值得深思吗？是怕联想，怕引起人民由五四引发出思考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四月二十五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当年北大是集中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地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的北大校长教授，都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头是硬的。而今天的北大，竟然有孙东东这样的教授，他对中国广大访民的侮辱的言论，理所当然的引起上访人的愤怒，这样的教授还有一点民众的感情吗？这真是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还有资格在这儿当教授吗，北大应对这样的人处理。
让五四精神回到北大吧。这就是一个经历过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的北大校友的期望。
（这是我回家后，根据记忆回想的发言内容，我的发言因为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校友不断鼓掌表示赞同，我下来，不少校友来到我面前，愿和我联系，要了我的名片）
2009年4.月25日上午10点半在北大理科楼北大校友会上的发言
下面，有人证明中文大学超过北大成为中国文科类第一大学。
一个缺乏通识教育的大学不是一个好大学——这句话送给港大。
一个缺乏自由氛围的大学简直不能成为大学——这句话说给北大。
以后再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中文大学的时候，我就冲他调皮的一笑，哼哼。
任彦芳：北大的耻辱——在北大111周年校庆校友会上的
【新世纪特稿2009年4月25日】各位校友：
我上台来讲话，是想通报一个事：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前，北大出版社要出一部书，都发了广告了，这部书是一百八十八名北大校友写的怀念北大的书，是发扬五四精神的书，这部书由北大季羡林先生题写了书名《梦萦未名湖》。有前任校长丁石荪、陈佳洱和当时现任校长许智宏题词。作者有九十六岁高龄的教授，有年二十四岁的研究生，时间跨了七十多年，这部书从2004年，征集文稿，到2008年编完，花时五年，这部书理应由北大出版社出版。2008年初，北大出版社按着上边的对出版的控制要求，将三十多名校友的稿子删除，由全书五十万字变成三十多万字。为了能面世，主编只能服从出版社要求。这样北大出版社便决定2008年4月出版，以迎接北大校庆110周年。没有想到在书正印时，出版社接到了一个电话，据说是中宣部的什么人打来的，叫这本书停印。是何人，是因为什么，没有说，也没有发一个正式的文字。就这样，这部书便死于胎腹。
事发生后，主编多次和北大出版社领导谈，他们表示无奈。到现在又一年过去了，北大出版社仍没有动静，据说想通过教育部有关人员向上级反映此事。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这就是北大出版社。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的五四精神吗？一百八十多校友，想发出一点怀念北大的声音，便被扼住喉咙，不许出声，而这一百八十多校友，也便任其扼住，没有再做声，只等待有人开恩，让出版社放行。
这部书有什么错误？不知道。是有人不适合写文章，是被内部控制的人吗？没有人说明。你们说出，哪篇文章不合你们的要求，我们删除还不行吗？不行，不定罪，便判了死刑或无期徒刑。我想今年总该放行了吧？我刚才问了副主编，他说仍没有动静。那就让它死吧。
这是北大发生的事吗？正是今天的北大发生的。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有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也有学生自办的《新潮》、《国民杂志》，北大给予了资金的支持。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 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我今天在这儿是呼唤北大民主精神的回归。而现在是犬儒主义盛行的年月，这不是北大应有的品格。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想起五十年前，我们中文系决定写一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电影剧本，我和张炯等四位同学参加，由系主任杨晦做顾问。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写出来了，北影很重视；1960年，我们北大毕业，北影又请我们去修改了一稿，最后因为对历史人物评价没有定论而停下；二十年后，我又被请到北影，是因为夏衍同志建议的，他说，现在有四五，当年有五四，这精神是相通的。于是我又写出了一稿，并且有朱今明导演，但到今天仍没有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搬上银幕。为什么会这样，不也值得深思吗？是怕联想，怕引起人民由五四引发出思考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四月二十五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当年北大是集中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地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的北大校长教授，都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头是硬的。而今天的北大，竟然有孙东东这样的教授，他对中国广大访民的侮辱的言论，理所当然的引起上访人的愤怒，这样的教授还有一点民众的感情吗？这真是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还有资格在这儿当教授吗，北大应对这样的人处理。
让五四精神回到北大吧。这就是一个经历过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的北大校友的期望。
（这是我回家后，根据记忆回想的发言内容，我的发言因为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校友不断鼓掌表示赞同，我下来，不少校友来到我面前，愿和我联系，要了我的名片）
2009年4.月25日上午10点半在北大理科楼北大校友会上的发言
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
你知道你为什么脑残吗
之前的一篇文章说要写个paper，在修理脑残和反思香港两个话题之间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写了香港，因为脑残这个实在太好写，又太有趣了，等我在final期无聊了，我就回来修理一下脑残们。
不过现在还是先丢点point出来，免得到时候忘了。
这个世界上有着很普遍的虚构和特殊的谎言，由于种种原因，成熟的成年人们不想要你知道，便撒谎来掩盖事实，或者发脾气表示对儿童的不满，比如他们掩饰自己的性行为及争吵，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你如果很傻很天真去问，他们就对你粗暴的斥责，或者礼貌的回绝。（此处分叉讨论结果）
我们文化的教育中，一直有一种可悲的迷信泛滥，这就是，知道越多信息，获得更多“知识”，就能更聪明，更有思想。而事实上，只有信息的泛滥跟没有信息一样，都是思考的障碍。在此不得不再次承认我是个天才，在第一次听到“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谬论时就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思考能力更重要的论点。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在你只有几岁的时候，成天被大人教这样教那样，或者是从电视上获取了太多的信息，表面上看，比同年人知道的“知识”都多，被称为“小大人”（这称号就很脑残），但长大后脑残了，你只能怪那些教你的自以为是的成年人或者电视传媒。这跟拔苗助长一个道理。
电视传媒和网络传媒还对你的脑残作出贡献的是，破坏了你对世界的结构性看法。它们让一个事实不再是一个结构性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它丧失了特性，被抽象化了；而每一个事实只不过是另一个事实，唯一关心的是你知道多少。这一点几乎是灾难性的，就像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只是一个个无意义的小碎片，你满脸的困惑和恐惧，没有能力把世界的碎片像堆积木一样堆起来。
再者就是，你的生活经历都是二手的，你感觉、认知和思想都缺乏原创性。这也拜新媒体所赐，而你的教育者们也要负责。同时，你的愿望活动也如此。你没有目标，同时认为自己有目标（往往是上学有个好成绩，以后赚钱，声名显赫，有跑车，周游世界等等），而停下来想一想，你只不过生活在幻觉中，你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你要的。你从来没搞清楚自己的愿望是什么。不知道这些愿望实现后又能怎样。并且，你一旦有了这些质疑，会尽快打消它们，因为这些问题是在太困扰，太令人丧气了，于是你继续追求自己所谓的目标，于是你在脑残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为什么偏偏你们这一代人脑残了？
我认为是一个信息时代的过渡期。正如人类以前在各种过渡期出现的各种病态一样，脑残也终将成为过去，我认为再过一两代人类必然适应这种信息灌输的新方式，正如人类历史上适应各种恶劣环境一样。
这一代脑残，也就是你，只不过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牺牲品而已。
本来只想写个提纲，一激动就写多了一两句。还要赶反思香港的paper，明天就due了。
不过现在还是先丢点point出来，免得到时候忘了。
这个世界上有着很普遍的虚构和特殊的谎言，由于种种原因，成熟的成年人们不想要你知道，便撒谎来掩盖事实，或者发脾气表示对儿童的不满，比如他们掩饰自己的性行为及争吵，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你如果很傻很天真去问，他们就对你粗暴的斥责，或者礼貌的回绝。（此处分叉讨论结果）
我们文化的教育中，一直有一种可悲的迷信泛滥，这就是，知道越多信息，获得更多“知识”，就能更聪明，更有思想。而事实上，只有信息的泛滥跟没有信息一样，都是思考的障碍。在此不得不再次承认我是个天才，在第一次听到“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谬论时就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思考能力更重要的论点。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在你只有几岁的时候，成天被大人教这样教那样，或者是从电视上获取了太多的信息，表面上看，比同年人知道的“知识”都多，被称为“小大人”（这称号就很脑残），但长大后脑残了，你只能怪那些教你的自以为是的成年人或者电视传媒。这跟拔苗助长一个道理。
电视传媒和网络传媒还对你的脑残作出贡献的是，破坏了你对世界的结构性看法。它们让一个事实不再是一个结构性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它丧失了特性，被抽象化了；而每一个事实只不过是另一个事实，唯一关心的是你知道多少。这一点几乎是灾难性的，就像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只是一个个无意义的小碎片，你满脸的困惑和恐惧，没有能力把世界的碎片像堆积木一样堆起来。
再者就是，你的生活经历都是二手的，你感觉、认知和思想都缺乏原创性。这也拜新媒体所赐，而你的教育者们也要负责。同时，你的愿望活动也如此。你没有目标，同时认为自己有目标（往往是上学有个好成绩，以后赚钱，声名显赫，有跑车，周游世界等等），而停下来想一想，你只不过生活在幻觉中，你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你要的。你从来没搞清楚自己的愿望是什么。不知道这些愿望实现后又能怎样。并且，你一旦有了这些质疑，会尽快打消它们，因为这些问题是在太困扰，太令人丧气了，于是你继续追求自己所谓的目标，于是你在脑残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为什么偏偏你们这一代人脑残了？
我认为是一个信息时代的过渡期。正如人类以前在各种过渡期出现的各种病态一样，脑残也终将成为过去，我认为再过一两代人类必然适应这种信息灌输的新方式，正如人类历史上适应各种恶劣环境一样。
这一代脑残，也就是你，只不过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牺牲品而已。
本来只想写个提纲，一激动就写多了一两句。还要赶反思香港的paper，明天就due了。
2009年3月8日星期日
这小子终于出语录了
来自：https://www.cuihua.org/wiki/index.php/%E7%A7%A6%E5%88%9A%E8%AF%AD%E5%BD%95
关于沃维汉案
问答原文
2008年11月27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欧盟等就沃维汉案发表声明答记者问[2]。
记者问：欧盟和奥地利日前发表声明，对沃维汉被执行死刑表示强烈不满，称中方的做法破坏了人权对话应有的互信和相互尊重，将对人权对话产生破坏性后果。美方也对沃案表示关切。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答：中国是法治国家。沃是中国公民，其罪行证据确凿，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作出判决，这完全是中国司法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此案审判程序公正，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欧盟等对中国司法部门依法作出的判决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了中国司法，践踏了法治精神，损害了双方人权对话健康发展的基础。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盟等立即纠正错误，停止一切干涉别国司法的言行。
各方看法
案件的简要描述：
2005年，沃维汉在北京遭逮捕，被控在1989年到2003年间将中国军事情报提供给台湾
2007年5月，在不对外公开的审判中，沃维汉被判死刑
2008年2月，沃维汉上诉被驳回，家人展开救援
2008年11月18日，法院通知伍的家人7天内申请探视，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已批准其死刑执行
2008年11月28日，沃维汉被处决，此前其女儿奥地利籍的陈然得到四年来唯一一次探视机会
国际特赦组织昨表示，伍维汉未经公平审判，是在没有律师陪同下被迫供认罪行，中国政府应停止执行死刑[3]。
关于枪与玫瑰乐队的中国民主专辑
问答原文
2008年11月25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就六方会谈、中美关系等问题答问。
记者问：“美国一个乐队‘枪与玫瑰’发行了一张名为《中国民主》的新专辑，中方对此有何反应？”
秦刚答：“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
各方看法
对此，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小峰表示：我还未成年[4]。他还引用英国重金属杂志《Kerrang!》的一本重金属百科封面上有一句话：“If it’s too loud,you’re too old!”如果你觉得它太吵，就说明你太老！
成都商报田德政认为[5]：“秦刚的巧妙回答，让我们看出我们的政治气氛正在日渐宽松，我们的民主心态正日渐成熟，我们正在摆脱那种对外界看法过敏的小家子气，在民主的道路上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与豁达。秦刚的发言，也让我们看出来，原来政治也可以这样轻松！”
有天涯网友认为秦刚先生不适合外交部发言人的位置，并给出三个他认为更妥当的回答[6]：
标准模式：“您提到的这个音乐专辑我还没有听过，我个人更喜欢贝多芬。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国的关注。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的巨大进步，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我们也欢迎对中国还缺乏了解的人们到中国来，亲身体验一下。”
轻松模式：“我祝愿这张专辑能够有不错的销量。顺便问一句，记者先生您不是在这家唱片公司做兼职吧？”
不满模式：“艺术家们有创作的自由，但是，我们认为前提应当是尊重事实，不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牛博网友痴汉王昊轩 [218.79.56.*] @ 2008-11-29 17:35:06 表示中国哪天民主了，就有会亡国灭种的危险。有人安慰他道：亡就亡了吧，这么个鸡巴国。亡了大清国，不是还有中华民国吗？[7]
关于中国履行《禁止酷刑公约》情况的报告
问答原文
2008年11月25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就六方会谈、中美关系等问题答问。
记者问：上周五，禁止酷刑委员会公布审议中国履行《禁止酷刑公约》情况的报告。我知道你们已经在网站上发表了声明。你能否解释中国为何反对这份报告的结论？
秦刚答：上周末，我们已经就此问题作出了一个全面的回应。我们认为这样的报告总体上是不客观、不公正、不公平的，审议委员会个别委员对中国抱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无视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保护人权、反对酷刑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果和进展，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甚至是无稽之谈加入报告中。对这样的报告，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我举几个例子，看看这份报告如何对中国政府进行不实指责、诬蔑攻击，并提出无理的要求。它诬蔑中国政府对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进行“打压”，攻击中国政府和西藏当地政府在处理“3·14”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过程中“过分使用武力和虐待 ”，还妄称达赖指定的所谓“班禅转世灵童”被“强迫失踪”等等，这些都是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的谎言，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把这样一些东西硬塞进这样一个报告，当然会引起我们的不满和反对。
各方看法
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纪录的批评
问答原文
记者问：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纪录，特别是对中国政府处理拉萨事件持批评态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答：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和指责。
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权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依法享有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前所未有的。你生活在中国，一定能够体会到中国当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依法享受的权利和自由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通过这次地震灾害，你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以人为本”进行抗灾救灾。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社会各界，举全国之力投入到救灾行动中。这正是中国政府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充分体现。
至于你提到的在西藏发生的3·14事件是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中，我们多次阐明了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中方有关部门、西藏自治区政府依法处置暴力犯罪事件，正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为了维护包括西藏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的人权。我也希望国际上有关人员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尊重事实，放弃偏见。
各方看法
关于欧洲议会授予胡嘉“萨哈罗夫奖”
问答原文
记者问：10月23日，欧洲议会宣布授予胡嘉“萨哈罗夫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答：胡嘉系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徒刑的犯罪分子。欧洲议会某些人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授予其“萨哈罗夫奖”，完全是颠倒是非，充分暴露了他们粗暴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政治图谋。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们的行径绝不能改变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事实，也蒙蔽不了欧洲各国人民。[8]
各方看法
参考文献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谈话栏目
↑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欧盟等就沃维汉案发表声明答记者问
↑ 蘋果日報:被控台諜 生化學家今將處決
↑ 不许联想博客：我还未成年
↑ 田德政：看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谈枪炮玫瑰
↑ 『天涯杂谈』敦请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下课”
↑ 皮赛罗: Chinese Democracy
↑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欧洲议会授予胡嘉“萨哈罗夫奖”答记者问
关于沃维汉案
问答原文
2008年11月27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欧盟等就沃维汉案发表声明答记者问[2]。
记者问：欧盟和奥地利日前发表声明，对沃维汉被执行死刑表示强烈不满，称中方的做法破坏了人权对话应有的互信和相互尊重，将对人权对话产生破坏性后果。美方也对沃案表示关切。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答：中国是法治国家。沃是中国公民，其罪行证据确凿，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作出判决，这完全是中国司法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此案审判程序公正，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欧盟等对中国司法部门依法作出的判决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了中国司法，践踏了法治精神，损害了双方人权对话健康发展的基础。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盟等立即纠正错误，停止一切干涉别国司法的言行。
各方看法
案件的简要描述：
2005年，沃维汉在北京遭逮捕，被控在1989年到2003年间将中国军事情报提供给台湾
2007年5月，在不对外公开的审判中，沃维汉被判死刑
2008年2月，沃维汉上诉被驳回，家人展开救援
2008年11月18日，法院通知伍的家人7天内申请探视，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已批准其死刑执行
2008年11月28日，沃维汉被处决，此前其女儿奥地利籍的陈然得到四年来唯一一次探视机会
国际特赦组织昨表示，伍维汉未经公平审判，是在没有律师陪同下被迫供认罪行，中国政府应停止执行死刑[3]。
关于枪与玫瑰乐队的中国民主专辑
问答原文
2008年11月25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就六方会谈、中美关系等问题答问。
记者问：“美国一个乐队‘枪与玫瑰’发行了一张名为《中国民主》的新专辑，中方对此有何反应？”
秦刚答：“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
各方看法
对此，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小峰表示：我还未成年[4]。他还引用英国重金属杂志《Kerrang!》的一本重金属百科封面上有一句话：“If it’s too loud,you’re too old!”如果你觉得它太吵，就说明你太老！
成都商报田德政认为[5]：“秦刚的巧妙回答，让我们看出我们的政治气氛正在日渐宽松，我们的民主心态正日渐成熟，我们正在摆脱那种对外界看法过敏的小家子气，在民主的道路上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与豁达。秦刚的发言，也让我们看出来，原来政治也可以这样轻松！”
有天涯网友认为秦刚先生不适合外交部发言人的位置，并给出三个他认为更妥当的回答[6]：
标准模式：“您提到的这个音乐专辑我还没有听过，我个人更喜欢贝多芬。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国的关注。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的巨大进步，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我们也欢迎对中国还缺乏了解的人们到中国来，亲身体验一下。”
轻松模式：“我祝愿这张专辑能够有不错的销量。顺便问一句，记者先生您不是在这家唱片公司做兼职吧？”
不满模式：“艺术家们有创作的自由，但是，我们认为前提应当是尊重事实，不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牛博网友痴汉王昊轩 [218.79.56.*] @ 2008-11-29 17:35:06 表示中国哪天民主了，就有会亡国灭种的危险。有人安慰他道：亡就亡了吧，这么个鸡巴国。亡了大清国，不是还有中华民国吗？[7]
关于中国履行《禁止酷刑公约》情况的报告
问答原文
2008年11月25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就六方会谈、中美关系等问题答问。
记者问：上周五，禁止酷刑委员会公布审议中国履行《禁止酷刑公约》情况的报告。我知道你们已经在网站上发表了声明。你能否解释中国为何反对这份报告的结论？
秦刚答：上周末，我们已经就此问题作出了一个全面的回应。我们认为这样的报告总体上是不客观、不公正、不公平的，审议委员会个别委员对中国抱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无视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保护人权、反对酷刑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果和进展，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甚至是无稽之谈加入报告中。对这样的报告，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我举几个例子，看看这份报告如何对中国政府进行不实指责、诬蔑攻击，并提出无理的要求。它诬蔑中国政府对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进行“打压”，攻击中国政府和西藏当地政府在处理“3·14”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过程中“过分使用武力和虐待 ”，还妄称达赖指定的所谓“班禅转世灵童”被“强迫失踪”等等，这些都是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的谎言，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把这样一些东西硬塞进这样一个报告，当然会引起我们的不满和反对。
各方看法
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纪录的批评
问答原文
记者问：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纪录，特别是对中国政府处理拉萨事件持批评态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答：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和指责。
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权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依法享有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前所未有的。你生活在中国，一定能够体会到中国当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依法享受的权利和自由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通过这次地震灾害，你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以人为本”进行抗灾救灾。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社会各界，举全国之力投入到救灾行动中。这正是中国政府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充分体现。
至于你提到的在西藏发生的3·14事件是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中，我们多次阐明了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中方有关部门、西藏自治区政府依法处置暴力犯罪事件，正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为了维护包括西藏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的人权。我也希望国际上有关人员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尊重事实，放弃偏见。
各方看法
关于欧洲议会授予胡嘉“萨哈罗夫奖”
问答原文
记者问：10月23日，欧洲议会宣布授予胡嘉“萨哈罗夫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答：胡嘉系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徒刑的犯罪分子。欧洲议会某些人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授予其“萨哈罗夫奖”，完全是颠倒是非，充分暴露了他们粗暴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政治图谋。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们的行径绝不能改变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事实，也蒙蔽不了欧洲各国人民。[8]
各方看法
参考文献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谈话栏目
↑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欧盟等就沃维汉案发表声明答记者问
↑ 蘋果日報:被控台諜 生化學家今將處決
↑ 不许联想博客：我还未成年
↑ 田德政：看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谈枪炮玫瑰
↑ 『天涯杂谈』敦请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先生“下课”
↑ 皮赛罗: Chinese Democracy
↑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欧洲议会授予胡嘉“萨哈罗夫奖”答记者问
2008年12月26日星期五
青春梦工厂
题目借用彭导的《AV》的大陆译名。
饭岛爱的片子我看到的很少，但我要纪念饭岛爱，纪念的是无数个青春的梦，和最真实的欲望。
我从不羞于谈论AV，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男人说出“我从未看过AV”，并深感自豪，就如同可能他们也无法理解，我集齐松岛枫全集那一刻的快乐。
AV女优并不是一个下贱的职业。每一年世界小姐之类的全球选美比赛的时候，我们总是看见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代表美国出场，难道美国就没有美女吗？相信看过《花花公子》杂志的我们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光明正大的在摄像头面前赤身裸体，展示上帝赋予女性最性感最迷人的身体，是天经地义的。相比之下，腰间挂个号码牌被人点评，被评委指手画脚才是真正的侮辱与羞耻。而我们的文化里面，仿佛肉体上的暴露就是淫荡，而精神上的出卖，却并不被认为下贱。这样狭隘的唯物的思维模式，永远也不能欣赏松岛枫身上所闪耀的“人性的光辉”。
李宗盛的歌词里写道：“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著那蓝色的小药丸”。这是典型的中年人思维。他们更关注技术层面，他们的梦想很现实，很有计划，有铺垫，有晚餐，有昏暗的灯光，连伟哥也在他们的漫长计划里面。而我们不同，这是青年人与中年人的区别。诚然，我们都幻想着AV女优，幻想着做爱做的事。但在我们的幻想里，幻想的是清纯之火，幻想的荷尔蒙浓度升高，而IQ降低，幻想着无限的希望，幻想着美好的青春，幻想着生活有着无数种可能。
或许，不是或许，是肯定，许多年后，我们也沦为一个中年人，道貌岸然，不苟言笑，挺着肚腩，油光满面，听到饭岛爱死去的消息，心中或许一震，但表情依然僵硬，一本正经地说：“饭岛爱是谁？”早已忘记自己年轻时曾经做过的梦。
每个人生都有这么一个阶段，一个说什么都真的阶段，一个什么都敢做的阶段，一个做着不着边际的梦的阶段，一个充满美好理想与希望的阶段。这，是我人生最好的一个阶段，我很自私，我不把它献给任何人，不献给父母，不献给爱人，不献给知识，不献给事业，不献给诗歌，不献给摇滚，不献给任何事，不献给任何人，甚至不献给我自已。
我只将它献给生命本身。这是唯一的，最后的，青春的梦。
饭岛爱的片子我看到的很少，但我要纪念饭岛爱，纪念的是无数个青春的梦，和最真实的欲望。
我从不羞于谈论AV，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男人说出“我从未看过AV”，并深感自豪，就如同可能他们也无法理解，我集齐松岛枫全集那一刻的快乐。
AV女优并不是一个下贱的职业。每一年世界小姐之类的全球选美比赛的时候，我们总是看见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代表美国出场，难道美国就没有美女吗？相信看过《花花公子》杂志的我们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光明正大的在摄像头面前赤身裸体，展示上帝赋予女性最性感最迷人的身体，是天经地义的。相比之下，腰间挂个号码牌被人点评，被评委指手画脚才是真正的侮辱与羞耻。而我们的文化里面，仿佛肉体上的暴露就是淫荡，而精神上的出卖，却并不被认为下贱。这样狭隘的唯物的思维模式，永远也不能欣赏松岛枫身上所闪耀的“人性的光辉”。
李宗盛的歌词里写道：“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著那蓝色的小药丸”。这是典型的中年人思维。他们更关注技术层面，他们的梦想很现实，很有计划，有铺垫，有晚餐，有昏暗的灯光，连伟哥也在他们的漫长计划里面。而我们不同，这是青年人与中年人的区别。诚然，我们都幻想着AV女优，幻想着做爱做的事。但在我们的幻想里，幻想的是清纯之火，幻想的荷尔蒙浓度升高，而IQ降低，幻想着无限的希望，幻想着美好的青春，幻想着生活有着无数种可能。
或许，不是或许，是肯定，许多年后，我们也沦为一个中年人，道貌岸然，不苟言笑，挺着肚腩，油光满面，听到饭岛爱死去的消息，心中或许一震，但表情依然僵硬，一本正经地说：“饭岛爱是谁？”早已忘记自己年轻时曾经做过的梦。
每个人生都有这么一个阶段，一个说什么都真的阶段，一个什么都敢做的阶段，一个做着不着边际的梦的阶段，一个充满美好理想与希望的阶段。这，是我人生最好的一个阶段，我很自私，我不把它献给任何人，不献给父母，不献给爱人，不献给知识，不献给事业，不献给诗歌，不献给摇滚，不献给任何事，不献给任何人，甚至不献给我自已。
我只将它献给生命本身。这是唯一的，最后的，青春的梦。
2008年12月24日星期三
平安夜病后看电影有感
平安夜。
早上去感怀赠别了一个朋友，放假后第一次吃早餐。
前几天降温，晚上跑出去拍灯饰照片，感冒了。今天窝在寝室一天，吃着别人带来的香肠和兔丁，还有澳门买回来的小吃，鼻涕长流。
把吉赛贝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的光影三部曲终于看完了。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和海上钢琴师早就看过了，天堂电影院倒是第一次看，这自传式的电影或许是导演本人以及电影史上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但对我个人来说，却很遥远。
这电影让我想起现在的电影院。
现在的电影院只是一个看电影的场所。每个人都傻逼的花50来块钱，拎着可乐爆米花去到安排在门票上的座位，看20分钟傻逼的广告，等着一部所谓大片的开场。每个人都跟木偶似的，两只眼影死死的盯着荧幕使劲看，情人们很少拥吻，上厕所也要赶紧回来，生怕错过每一个情节。看任何电影都要斟酌半天，思虑这50块钱花的值不值得，回去还要装模作样写篇评论。
以前人们看电影哪里有我们现在这么骚逼。
天堂电影院里面不需要刻意营造的黑灯瞎火，不需要工作人员拿着电筒带着你到你那精心挑选的座位；天堂电影院里面可以放肆大笑，尽情大哭，可以一起愤怒或者咒骂，可以牵你想牵的那只手，可以吻你心爱的姑娘，可以肆无忌惮，可心灵相通。
现在的我们去电影院都太苛刻，太计较，计较它有没有让我们笑，有没有让我们感动，有没有让我们被震撼。从前我们看电影不计较这么多的，我们只是去电影院，看着别人的故事，也进行着自己的故事，从前我们很穷，看电影也很便宜，但电影院里，我们却很富有。
拆掉天堂电影院以后，我们去电影院就仅仅是为了看电影；拆掉皇后码头以后，我们去码头就仅仅是为了渡海；如果再拆掉中大烽火台，我们去大学也就仅仅是为了读书了。
早上去感怀赠别了一个朋友，放假后第一次吃早餐。
前几天降温，晚上跑出去拍灯饰照片，感冒了。今天窝在寝室一天，吃着别人带来的香肠和兔丁，还有澳门买回来的小吃，鼻涕长流。
把吉赛贝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的光影三部曲终于看完了。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和海上钢琴师早就看过了，天堂电影院倒是第一次看，这自传式的电影或许是导演本人以及电影史上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但对我个人来说，却很遥远。
这电影让我想起现在的电影院。
现在的电影院只是一个看电影的场所。每个人都傻逼的花50来块钱，拎着可乐爆米花去到安排在门票上的座位，看20分钟傻逼的广告，等着一部所谓大片的开场。每个人都跟木偶似的，两只眼影死死的盯着荧幕使劲看，情人们很少拥吻，上厕所也要赶紧回来，生怕错过每一个情节。看任何电影都要斟酌半天，思虑这50块钱花的值不值得，回去还要装模作样写篇评论。
以前人们看电影哪里有我们现在这么骚逼。
天堂电影院里面不需要刻意营造的黑灯瞎火，不需要工作人员拿着电筒带着你到你那精心挑选的座位；天堂电影院里面可以放肆大笑，尽情大哭，可以一起愤怒或者咒骂，可以牵你想牵的那只手，可以吻你心爱的姑娘，可以肆无忌惮，可心灵相通。
现在的我们去电影院都太苛刻，太计较，计较它有没有让我们笑，有没有让我们感动，有没有让我们被震撼。从前我们看电影不计较这么多的，我们只是去电影院，看着别人的故事，也进行着自己的故事，从前我们很穷，看电影也很便宜，但电影院里，我们却很富有。
拆掉天堂电影院以后，我们去电影院就仅仅是为了看电影；拆掉皇后码头以后，我们去码头就仅仅是为了渡海；如果再拆掉中大烽火台，我们去大学也就仅仅是为了读书了。
2008年12月15日星期一
2008年11月22日星期六
四万亿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
查了下官方数据。去年财政收入有5万亿+，今年凭借九月前的增长，怎么也能达到这个数字。政府有2万亿+的财政储备。再加上增加发放的国债，四万亿就成了乳沟，挤一挤还是有的。不过以后税率的增长看来不可避免。
钱怎么花？
如图，政府列出了十条。
前几条是亮点。
保障性住房是早就该拿上提案的。去年我就略看了香港的政府公屋的历史方案。比较成功的就是先解决低收入家庭，先让人人有房住。发现大陆的方案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先不解决完全没房住的，提供经济适用房，反是照顾富人利益。这貌似令人费解，但是，正如曾有人说的那样“想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是一直这样做的吗？
第三条加强交通设施的投入。铁路摆在了第一位。我觉得我们以前一直打造全球最牛逼的高速公路网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应该以铁路为主，运载量大，成本低。在感受了香港无所不能的地铁+巴士模式以后，我更是对此深信不疑。
以上两条，都是非常正确的措施。但是，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就如同在错误的时间遇上正确的人，只能是一声叹息。国家之所以提出这些措施，不外乎就是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我很质疑这四万亿拉动内需的能力。
所谓政府采取措施拉动内需，我的理解是，政府用政策法规鼓励民营资本涌入市场，用于投资，用于消费，而不是说政府自己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投资去消费。
而在这种经济一片萧条的时候，到处人心慌慌，官员们都在愁各种招投标捞不到油水的时候，政府居然突然发下四万亿，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年那么多人疯考公务员就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了，跟着party混，有肉吃啊！
像这种基建设施在中国，早晚是要建的，趁经济萧条，投资过冷，政府在这时候插手本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不得不质疑这四万亿究竟会有几多落实到基础建设上呢？
另外，看新闻的时候有个好习惯就是看评论留言。有留言说，不如把四万亿平分给老百姓，这不是都愿意去消费，就拉动内需了吗。这让我想起以前伯南克嘲笑日本不会制造通货膨胀，他说(大意)：如果日本中央银行把所有的人都派上街，每个人拿着一个麻袋发钱，我就不信没有通货膨胀。但是，现在伯南克就陷入这样一个不能制造通货膨胀的局面，美联储的利率已经降到接近于0。在这种大家对未来的预期都不好的情况下，你印多少钱，老百姓都照单全收，然后塞在床垫底下，打死也不去消费。
无论如何，只要是自由市场，接下来面临的必然是通货紧缩。香港已经有多家百货，家电经营公司倒闭，大批的货物没有下家；失业率已经超过5%，不乐观的估计，还会上升到两位数，今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相当不乐观，所有银行今年只裁员不招人，就连曾经牛逼哄哄拿四大保底的PAC也至今没有听说有人拿到满意的offer,去年起薪2万+的QFN今年开玩笑说只能去广东接卖LV给自由行了，话说今年自由行的消费和人次都比去年下降不少。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通货紧缩，我这周就他妈出去购物，我敢说到处都打折。香港终于20度以下了。
2008年9月19日星期五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选择用不用什么货，应该看这货质量如何，而不是看什么地方产的。
从民族情感出发去买什么货或者抵制什么货到头来都是蠢货，因为民族情感本身说到底就是特别傻逼的一件事情。
我不买SONY的CD机，因为我觉得SONY进口到中国的CD机质量确实很差。以前用过一款日本带回来的松下CD机，用了10年才坏，10年之中因为我的粗枝大叶磕磕碰碰绊绊，依然屹立了10年。
不用ipod，因为ipod的收音机音效和越来越山寨的设计（参见NANO 4代，完全是剽窃曾经的山寨NANO）。
尽量少用国货，因为这实在是大无畏的表现。
幸好我1岁多的弟弟一直喝的是进口奶粉，如今长的很结实，不像其他孩子肾结石。
其实香港的媒体和民众早就已经多次说大陆落来的毒奶粉了。
大陆也有很多专门到香港来买便宜进口奶粉的。
当然，也有上个星期义无反顾去深圳进口了3大箱伊利的。
所有这些受毒婴儿的父母，你们都要深深自责。
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没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几乎等于请求他杀。
你们要向你们的子女道歉，并且内疚一辈子。
因为你们未经他们允许，就擅自将他们生在这样一个由一块红布包起来的道德沦丧又充满美好光环的国家，让他们在遮住双眼的红布下，看到了所谓的幸福，同时，也得了肾结石。
日本，为了提升全民体质，免费发放深海鱼提炼的鱼油。
中国，在很多婴儿喝奶中毒的时候，还要计较“检查费自负”。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中国孩子》周云蓬
从民族情感出发去买什么货或者抵制什么货到头来都是蠢货，因为民族情感本身说到底就是特别傻逼的一件事情。
我不买SONY的CD机，因为我觉得SONY进口到中国的CD机质量确实很差。以前用过一款日本带回来的松下CD机，用了10年才坏，10年之中因为我的粗枝大叶磕磕碰碰绊绊，依然屹立了10年。
不用ipod，因为ipod的收音机音效和越来越山寨的设计（参见NANO 4代，完全是剽窃曾经的山寨NANO）。
尽量少用国货，因为这实在是大无畏的表现。
幸好我1岁多的弟弟一直喝的是进口奶粉，如今长的很结实，不像其他孩子肾结石。
其实香港的媒体和民众早就已经多次说大陆落来的毒奶粉了。
大陆也有很多专门到香港来买便宜进口奶粉的。
当然，也有上个星期义无反顾去深圳进口了3大箱伊利的。
所有这些受毒婴儿的父母，你们都要深深自责。
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没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几乎等于请求他杀。
你们要向你们的子女道歉，并且内疚一辈子。
因为你们未经他们允许，就擅自将他们生在这样一个由一块红布包起来的道德沦丧又充满美好光环的国家，让他们在遮住双眼的红布下，看到了所谓的幸福，同时，也得了肾结石。
日本，为了提升全民体质，免费发放深海鱼提炼的鱼油。
中国，在很多婴儿喝奶中毒的时候，还要计较“检查费自负”。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
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中国孩子》周云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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